內地網文狠批「農村的殘酷」 村民「衣食足」卻有待「知榮辱」？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領導層舉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重申要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問題，目標是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然而在「倉廩實」和「衣食足」之外，農村在部份國民眼中，似乎呈現各式各樣的陳規陋習，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由小康溫飽的生活中，發展出遵行現代社會所需的「榮辱禮節」。
被指「誰大誰惡誰正確」情理法不分
根據2019年最新近數字，中國農村人口為5億5162萬左右，他們居住在大江南北至少數以十萬計的村落之中，彼此之間的物質水平和生活條件可以相距甚遠，尤其是不少東部沿海農村早就已經「衣食足」和「倉廩實」，乘改革開放的機遇步上工業化的道路，水電基建不缺乏，也有相當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然而那些困擾貧困村落的問題，仍是在這些小康地方纏擾不去。
早前內地流傳一篇網文，題為〈農村的殘酷，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開宗明義是「略帶偏見」地描述山東老家所見，文中表明當地「小工廠遍地」，「算是比較文明開放的沿海村子」，但生活習慣、婚喪習俗和社交人情等仍有許多「積弊」，概括而言則是村民愛佔便宜、講是非、傳謠言、擺派頭、小心眼等等，加起來的效果不單是引起不必要的爭端和浪費，更阻礙地方政府的施政效率。
不過最離譜的還是，作者筆下的農村依然是情理法不分，兼且「誰大誰惡誰正確」，連警察都看人多勢眾一方的眼色行事，遑論要秉公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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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看法固然一如他所自認，是帶有偏見的，但作為農村出身的觀察者，他至低限度展示出一點：儘管「倉廩實」和「衣食足」，要真正改變農村陋習積弊，賺多些錢安居樂業是必要條件，但遠遠不是充份條件，此因如社會組織的「本」一天不變的話，風俗習慣的「末」還是會持續下去。
黑幫加入中共「由黑染紅、以紅護黑」
同樣是在山東，官媒在2018年就曾報道過一宗貪腐案例，詳盡展示農村「有勢力人士」如何完美吸收改革開放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瓦解「有勢力人士」對農村政經權力的把持。
綜合官媒報道和官方通報，山東煙台西泊子村前村委會主任朱永君網羅「社會有前科劣跡人員」，逞強鬥狠、肆意滋事、搶佔地盤，控制當地海產養殖品購銷市場，且為攫取巨額利潤，先後成立多家公司，涉足多個行業，通過威脅、恐嚇、暴力、假借合同糾紛、強迫交易等手段，控制資源、壟斷市場。
尤有甚者，朱永君還成功申請為中共黨員，並通過安排飯局、請客送禮、威逼利誘等方式，扶植其黨羽選舉村幹部、加入中共組織。由2014年11月至2017年10月案發，其黨羽已有6人同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5人兼任村委會主任）。山東省紀委直指此舉為「由黑染紅、以紅護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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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君可不是孤例，只要隨便搜索瀏覽一下相關主題，就可以發現官媒近幾年不斷揭發「紅黑莫辨」的現象，這些報道的敘事框架大致如下：農村潛藏許多「宗族勢力」和「黑惡勢力」，有權有錢有勢，剝削平民魚肉百姓，連外來地方幹部都迫於或樂於充當「保護傘」，有著數齊齊分，當中部份「有勢力人士」更加光明正大地加入黨政機關，可以大條道理地以權謀私。
移風易俗需「鬥爭」也需「賦權」
由第一步開始，官方當然要率先整頓轄下黨政機關，近年中共反腐經常說要「老虎蒼蠅一把抓」，並且在「最後一哩路」上，打掉「保護傘」和「掃黑除惡」，均是旨在於基層行政入手，動搖地方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然而單憑「鬥爭」個別人物是不足以成事的。
這些「有勢力人士」之所以能長年坐大，毋庸諱言是由於地方政府有所依賴，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求迅速有效地招商引資，將清拆收地建廠募工等事項「外判」給這些豪強，時至今日若果要更弦易轍，恐怕不得不動員更為龐大和專攻農村工作的幹部隊伍，摸索出替代機制，而中共去年便推出《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相信就是有意朝此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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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使整頓吏治和發展網絡經濟，要改進農村生態也不一定能一勞永逸，一則「有勢力人士」還是坐擁組織力量，必要時可轉化為武力，二則替換上去的幹部雷厲風行地改革，有時是過猶不及，例如去年山東「合村併居」爭議所見。
對於此等「由上而下」的偏差，官方也許對農村的「賦權」要更進一步，給予更多「吐苦水」表達意見的渠道和機制，官媒、自媒體和網上論壇都可以發揮相當作用，如此方能從根本上改變「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權力習慣」，培養出理性衡量公私利弊的討論空間，真正達致「知榮辱」與「知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