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復歸】追憶美好的單位辦社會　大包大攬的計劃經濟時代

導語：當馬雲在中國大陸B站（Bilibili視頻網站）發表的演講《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數以千計的評論攻擊爆棚後，再看看當今的全球社會，令人不禁想問，究竟誰又能肯定自由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解藥？

疫情當前，世界各國經濟低迷，中國大陸雖然陸續復工復產，但許多行業已扛不住景氣的壓力紛紛裁員、關廠，使人們開始重新關注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與公益。這種憶苦思甜的情緒，其實可以追溯至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在經濟建設上「以俄為師」，開啟了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時代。

單位辦社會

國共內戰剛結束時，中國人口雖是俄國的四倍，現代工業成分卻未達帝俄時代的一半，且中國長期仰賴外國經濟，平均教育水平和農業技術均低於俄國。1952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值僅僅是1920年代蘇聯的20％。如何在全面落後的基礎上快速發展起來，成為中共執政初期最關心的事。

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生產關係發生改變時，勢必造成生產力的突破，尤其是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於是甫建立的人民共和國隨即展開「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隨後人們被納入一個個的單位裏，黨政務機關、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編制內人員享有單位提供的各種福利與社會保障，從托兒、教育、工作、職工住宅、醫療、養老等都由由單位包辦。具體來說，當住家的水、電、天然氣（瓦斯）、物業都由單位負責，並由單位承擔離退休人員管理，承辦教育、醫療機構以及公共安全（消防安全）時，人們已經和其所屬的單位分不開，即所謂的「單位辦社會」。

緊缺的「福利分房」

除了上述政府提供的公共財之外，由於全中國城市土地為「全民所有制」，即所有權歸國家、政府支配，並由政府興建、提供一定面積和接近無償的低租金住房給單位職工，民間俗稱為「公房」，但無法轉賣，且限制轉租。人們所屬的「單位」會依據是否結婚、是否生養子女、職位高低、學歷、入職時間長短（工齡）等指標來安排分房的時間與分房面積。所以當時人們並不擔心沒有房子住，而是在意多長時間能等到「福利分房」，以及面積大小、新舊。然而，城鎮居民在改革開放前人均居住面積僅6.7平米，即使到改革開放後的1999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積才10.3平米、市區舊房7.2平米，就是弄堂更是小到極致，只有5.8平方米，差不多只是上海平均水平的一半，代表「公房」的供應還是相當緊缺。

福利保障不再 下崗職工湧現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示進行「改革開放」，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將「經濟建設」作為工作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形成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意味着中共已經為經濟改革從意識形態上解套，中國大陸經濟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度轉軌，引入市場經濟的許多要素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料此舉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時，除了下放企業決策權，還鼓勵負債企業兼併、重組或破產，造成各地國營企業大規模的關閉，全中國大陸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這些名義上仍屬於工廠單位，但實際上已沒有支薪的中年「下崗職工」，既缺乏工廠以外的工作技能，不但極難再次就業，且伴隨着醫療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的壓力隨之而來，下崗職工的生活愈發困難。

為因應市場化改革，1998年，中國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自當年起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供給商品化、社會化的住房新體制，停止住房實物分配，新建住房原則上只售不租，象徵實行半世紀的「福利分房」結束。此時單位或重組或解體，早已無力承擔過往各種習以為常的「福利措施」，眾多生產要素均交給市場調節，「單位辦社會」從此走入歷史。

如今，中國大陸民眾雖然享受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但人們往一線城市集中、住房剛性需求日益突出，並對教育、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形成了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並稱為近年中國大陸的「新三座大山」。於是，人們才又開始緬懷計劃經濟時代「單位辦社會」的經濟生活型態。或許，這才是今天社會大眾希望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做更多公益事業的內在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