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預告「西方特色的中國經濟」走向終結
二十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共60條,涉及「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宏大事業的方方面面,為今後一段時期全國各行各業都規定了具體任務。
《決定》中說,「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個中心工作,各項改革都圍繞著這個中心。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到此次三中全會「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題詞都是現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沒有改變。
但也有些觀點認為,道路和方向都已發生了改變。導致這種觀點出現的問題在於沒能理解什麼是「中國式現代化」,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是靠什麼方式推進的。
中國式經濟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提法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作為理論歸納首次出現的,但作為一項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連續幾十年未曾中斷的實踐過程。根據最新的定義,它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換句話說,「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小國寡民的那種,不是貧富懸殊的那種,不是物欲橫流的那種,不是生態失衡的那種,不是窮兵黷武的那種。這是很明確的。
曾經有流行觀點認為,要想經濟繁榮就難免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難免會金錢至上、消費主義,難免會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難免會依靠海外戰爭和殖民攫取暴利;那麼,「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這種觀點的終結。
再換句話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是和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大事業相聯繫的,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不是只限於中國經濟發展、GDP增長這一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是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需要,是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論和教條。
曾經有流行觀點認為,現代化等於西方化,現代化進程等於經濟增長進程,現代化道路等於遵照西方的理論、追隨西方的步伐;那麼,「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這種觀點的終結。
以上兩大類流行的觀點,相對集中在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群當中,就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群體。這很正常,這個群體主要的學術背景,就是所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或稱「自由市場經濟學」,他們主要的認知框架,就是一種脫離其他領域而獨立存在的「純經濟」,他們主要的政策建議,就是參照西方的經驗、遵照西方的理論、按照西方的標準,針對中國社會中那個永遠都問題叢生的本土經濟,給出各種「接軌」方法。
對於這一人群,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的提出,還是關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作的具體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們的認知,當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事到如今他們應該明白了,他們的那個自命的「事業」,也已經隨著那些曾經紅極一時的流行觀點的終結而終結了。一個特殊歷史時期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已經結束了。
更直白地說,那個「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對應的那個「西方特色的中國經濟」,已經結束了,真正屬於「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經濟」,再次回歸了。
今天的三中全會還是三中全會,改革開放還是改革開放,全面深化還是全面深化,不斷推進還是不斷推進,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再有只針對經濟問題的、以經濟術語形式出現的新提法,更不會再將經濟術語的新提法當作綱領來指導各項工作了。近年來,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明已經很多了,各項任務也已經很明確了,五個大的方面,經濟並不構成單獨的方面,實際上也沒有包括經濟這個詞。
如果再就經濟問題談經濟,就是在「中國式現代化」定義中五個大的方面當中作為具體的組成部分來談,只圍繞真實的中國經濟來談,不需要再參照西方的經驗、遵照西方的理論、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談,因為那些東西並不屬於「中國式現代化」。
這才是正常的情況,如果要給一個確切的名字,其實就是中國式經濟。
超經濟突破
中國式經濟當然也是經濟,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經濟,而既然是經濟,當然也同樣有經濟理論,而且應該是更匹配、更適用、更深刻的理論。之所以此前並不如此理解,是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曾長期壟斷了關於中國經濟的理論解釋權,沒有給其他的說明方式留下空間。
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這套表面上十分華麗的理論在中國的記錄一直非常糟糕,既沒有很好地解釋過中國經濟,更沒有很好地預測過中國經濟,但由於種種原因,其壟斷性的解釋權力從來沒有放棄過。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設、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論模型,無論多麼契合中國的經濟現實,都會遭到排斥。這種狀況,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之後。
不久前聽到過一個新的說法,大意是:曾經被信奉的經濟學原理不合時宜了,常常不是這些原理本身過時了,而是時代退步了,歷史反動了。
考慮到那些「經濟學原理」在中國並未真正「合時宜」過,這種論點幾乎意味著,一些人要抱著他們所堅信的原理,與中國的時代和歷史徹底告別了。在他們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所指引的這條「歷史的終結」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別是一件好事,告別得越徹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認為,若沒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霸權的壓制和干擾,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本土觀察和歸納,本土的理論創新,其實都應該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顧一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真實圖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般認為,這一轉向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但是,這個轉向以及轉向之後的一系列關鍵的「闖關」、「過河」、「攀登」,可以理解為是「純經濟」活動嗎?可以單純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嗎?顯然不是。回溯那段歷史不難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包括人的觀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會文化上的、技術能力上的,當然也包括經濟發展上的,都是集中了當時所能調動各方面能量而一舉實現的,其方式是「超經濟」的,其結果也是「超經濟」的。
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性質和各項方針政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8年9月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
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
2003年10月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
在這三十年裡,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每年發布GDP增長等經濟統計數據,令百姓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驚。但是,即使如此,這真是一種「純經濟」的發展嗎?是區區幾條「經濟學原理」所能覆蓋的嗎?顯然不是。從這三十年裡共計六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的內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問題,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協調和可持續,涉及到人的全面發展,也正是今天所說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幾個方面,並不僅僅關於經濟增長。一如從前,《決定》中各項目標的最終實現,其方式是「超經濟」的,其結果也是「超經濟」的,是一種「超經濟突破」。
十八大之後,形勢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改革黨和國家的機構設置。而剛剛閉幕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並不需要將四十多年來歷屆中央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部列出,歷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內容即可說明,中國式經濟發展從來不是「純經濟」的,也不是「經濟學原理」所能覆蓋的。可以認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各個時期,都存在這樣一種宏觀社會現象——各項現代化發展目標都是通過突破的方式達成的。突破的結果雖然可以通過一些經濟指標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實現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的結果,而是一種集合了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多種力量在內的綜合性的、戰略性的突破。從經濟的角度看,這種突破不是「純經濟」的,而是一種「超經濟突破」。正如此次全會的《決定》中使用的描述,「敢於突進深水區,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
由於「超經濟突破」是透過多種手段在多個領域內同時實現的,屬於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選擇的問題,因此更多地屬於一種事業,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無法在只關注經濟問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之內建立理解。反過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由於不能脫離其狹隘的認知框架,無法將「超經濟突破」納入其理論體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國經濟真正的成功之道。
此次三中全會再次提出了新的發展目標,明確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任務。毫無疑問,這些目標和任務必定會如期實現和完成,其方式當然不會是「純經濟」的,而必定是被新中國歷史一再證明了的成功之道——作為一個事業的、宏偉目標導向的、連續不斷的「超經濟突破」。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