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襲廿周年｜美國穆斯林的處境變化

2001年9月，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移民後裔Sofia Jawed-Wessel戴着頭巾踏入印第安納大學校園，18歲的她第一次離開父母，對大學生活充滿了向往。但九一一事件很快使她從興奮墮入恐懼，在事發當天早上，她的政治學教授要求其離開教室，以便讓其他學生「安全地哀悼」。此後有人對她叫喊、吐口水，甚至進行人身威脅，以至於學校不得不為她配備了兩名保安。這便是美國穆斯林在九一一後普遍面臨的困境。
如今事過20年，美國也終於結束了漫長的阿富汗戰爭，美國穆斯林的處境有何變化呢？

歧視、監視和傷害：始終存在的陰影

對於所有美國穆斯林來說，九一一是人生的巨大轉折點。此前他們不受矚目，2000年針對這一群體的仇恨犯罪不過28件，但其後一年迅速激增至481件。毫不掩飾反穆情緒的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成功後，也使得不斷回落的仇穆犯罪數量一度反彈至每年300件以上。

此外，日常的歧視和排斥更是如影隨形，路人警惕的眼神、被無端咒罵為恐怖分子、在機場上被單出來詳細檢測......大多穆斯林都能枚舉出類似經歷。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75%美國穆斯林認為社會中存在很多歧視。

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移民後裔Aissata Ba就回憶道，她小學六年級時有男生朝她大喊「安拉胡阿克巴」（阿拉伯語的「真主偉大」），並假裝將書包當做炸彈丟向她；她初二和同學一起去華盛頓遊學旅行時，被機場安保人員拎出來做炸彈物質檢測；她高二在圖書館自習室時，收到別人傳送的ISIS戰士砍頭圖，其上附字「滾回你的國家」。這些都是穆斯林稀鬆平常的遭遇。

而比起普通民眾的懷疑和惡意，更令人寒心的可能是政府的大規模監視。從小布殊年代的「國家安全出入境登記系統」（NSEERS）聚焦對出入境的穆斯林採集指紋、問訊和追蹤；到奧巴馬和特朗普年代的「打擊暴力極端主義」（CVE）計劃，絕大多數資金用於暗中招募穆斯林聚居區的社區領袖、社工和公共衛生服務者等實行監視；再到紐約警局在2001至2014年的「人口學小組」（demographic unit），專對轄區內所有穆斯林社區進行盤查，還對250座清真寺和31個穆斯林學生組織進行滲透，包括培養線人進入清真寺錄音收集信息，記錄參加禮拜者的車牌號碼，甚至實行釣魚執法......這些無所不在的監視，讓穆斯林感到自己的身份與宗教帶來了永遠的疑犯陰影。

紐約水管工薩馬德（Ahsan Samad）就形容，紐約警察和FBI從2011年至2015年持續不斷的騷擾讓他備受折磨，有一次兩名執法人員謊稱他家有孩子報警而破門而入，對他進行盤查，當他堅持要律師在場才回答問題時，他被列入禁飛名單，並被恐嚇其一舉一動盡在監視之中，這讓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憲法權利中心」的律師法拉赫（Omar Farah）解釋道，「這是執法部門慣用的次司法機制（sub-judicial mechnism），以脅迫穆斯社區成員進行自我審視和告密。」

薩馬德稱，「這感覺就像你一直在被襲擊，但無法求助公權力，因為它就是傷害你的一方。我知道我應該有公民應有的權利，但對於像我這樣的美國穆斯林人，他們有另外一套規則。」

穆斯林聯合大反擊

如同黑人、女權主義者等所有曾被邊緣化的團體一樣，美國穆斯林也逐漸意識到，只有團結起來爭取政治權力，才能不淪為二等公民。在九一一之前，美國穆斯林很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由共同信仰約束的單一社區，而是一個不同民族和種族的集合體，來自中東和亞洲的穆斯林由於社會立場保守（例如反對同性戀、支持傳統家庭），普遍投票支持共和黨人。穆斯林黑人則因為民權運動與民主黨關係更加親密，他們將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權運動家麥坎X（Malcolm X）和傳奇拳王阿里（Muhammad Ali）視為英雄。

但在九一一之後，被歧視的集體記憶讓美國穆斯林成為更團結的群體，並開始激烈轉向至民主黨。2008年當選的史上第二位穆斯林民主黨眾議員卡森（André Carson）就形容，「逆境將遙遠的民族融合成一個必要的聯盟」。尤其是特朗普2016年的當選普遍給了穆斯林當頭一棒，他鼓吹「禁穆令」、許諾「監視清真寺」、傳播「911發生當天上千名新澤西的穆斯林歡呼」的謠言，促使眾多年輕穆斯林奮起投身政治事業。

例如2018年民主黨迎來了兩名穆斯林眾議員悍將：奧馬爾（Ilhan Omar）和特萊布（Rashida Tlaib），兩人都是進步派四人小組The Squad的成員，在今年以巴衝突時為巴勒斯坦奔走疾呼；再如2020年州級選舉，28州共有創紀錄的170名穆斯林參選，比2018年的57名顯著增長，最後其中62人突出重圍，還有五個州迎來了首名穆斯林州議員。這些政客絕大多數都在競選時自述曾被反穆情緒傷害，可見壓迫性壞境給這一群體的政治動力，他們參政後自然也致力於穆斯林的權益。

除了政治方面的積極活動，在由進步派主導的大眾文化領域，穆斯林能見度也顯著增加。各種典型代表包括Netflix從2018年推出的大獲好評的脫口秀節目《哈桑·明哈吉：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 with Hasan Minhaj）；講述穆斯林移民後裔在美生活的連續喜劇《拉米的瘋狂美國夢》（Ramy）去年剛獲得金球獎；漫威宇宙更是即將要推出首部穆斯林女超級英雄電影《驚奇女士》（Ms. Mavel）。

以上例子都體現了穆斯林在美國政治舞台和大眾傳媒中的代表性不斷增加，無疑能增進大眾了解，且幫助穆斯林群體去污名化。

黨派鴻溝漸深的不安

不過，除了上述「身份政治」維度的成就，從就業到信仰到日常生活，美國穆斯林群體依舊面臨其所特有的壓力。且即便是在政治領域，穆斯林議題也已經越發成為一個黨派問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上月民調顯示，七成共和黨人將伊斯蘭教與暴力聯繫起來，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有同樣的想法，足可以顯示兩黨鴻溝之深。

值得擔憂的是，共和黨已很難與穆斯林修復關係了。這是因為反穆議題已經嵌入該黨反移民、白人中心主義和宗教議程之中，這已然是共和黨的核心政策，許多該黨選民也對其信息繭房中無所不在的仇穆訊息深信不疑。

需注意的是，在尚且由政治精英主導的小布殊政府，共和黨主流聲音仍認為伊斯蘭教本身就是一種和平宗教，小布殊在九一一不久後訪問清真寺時也指出「恐怖主義並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信仰」，其政府也並未減少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但一些極端分子不遺餘力地宣傳反穆議程，他們特別利用了奧巴馬充滿阿拉伯特色的中間名「侯塞因」，炮製出「奧巴馬是穆斯林」、「奧巴馬正在秘密使用伊斯蘭教法」等一系列陰謀論。

這種反穆情緒迅速與共和黨選民對奧巴馬作為黑人總統的種族怨恨、對大量移民湧入導致白人比例下降的恐慌交織在一起，並在少數政客、媒體人和宗教領袖的鼓吹下，成為了共和黨選民不斷努力試圖推翻奧巴馬政府的主要動力。這股動力也最終在2016年讓共和黨選出特朗普這樣的邊緣人物，使得反穆言論堂而皇之地進入白宮，成為共和黨的主流敘事，導致儘管美國本土沒有像歐洲那樣頻頻經歷穆斯林主導的恐襲，但共和黨恐穆情緒依然甚囂塵上，這也基本意味着共和黨與穆斯林的徹底決裂。

而共和黨越是排斥穆斯林，就越激發民主黨穆斯林政客的反彈，雙方的交鋒就越發成為以黨派分界的戰爭，反過來就又推升了共和黨對穆斯林的敵意。這便導致美國穆斯林的境遇可能在此後隨兩黨輪流執政而出現激烈變動，這一群體的未來仍非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