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因疫情鬆緩的強權武器：美國堅持揮舞制裁大棒

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對全球人類的肆虐，仍沒能阻止美國揮舞制裁大棒，尤其值此自家人民也深受疫情威脅的險峻時刻，白宮仍有餘力于2020年3月底擴大制裁範圍，令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國無法取得必要的醫療物資與食品。

古巴國家主席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與駐華大使卡洛斯・米格爾・佩雷拉（Carlos Miguel Pereira Hernández）相繼痛斥美國的制裁，後者還自嘲道「凡事落到古巴頭上總會變得無比艱難。即使是在大流行時期也不允許古巴人得以喘息」，顯露對美國打壓的無奈與不屈。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亦多次譴責美國舉措，並於2020年4月6日要求友好國家應向美國施壓以解除對伊朗「殘酷且單方面」的制裁。

經濟制裁是美國慣用的打擊手段，但起初用得並不順手。當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年）崛起時，英國與歐陸諸國間的封鎖與反封鎖波及中立的美國，船隻不停遭英法俘虜，海員更是被英國強徵。彼時弱勢的美國為了避免開戰，遂於1807年12月通過《禁運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宣布禁止所有美國商船駛往外國港口，除非船主繳納等同貨物價值兩倍的債券才准許貿易，且貨物必須運往美國領土。

擬定法案的美國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原本以為此舉能促使英法在缺少美國產品後會軟化，沒想到英國通過與其他殖民地的貿易彌補損失，拿破崙也藉由剝削意大利緩和壓力。反倒是美國自身損失慘重，自1807年至1808年，出口額從1.08億美元驟降至2,243.1萬美元，進口額則從1.385億美元跌至5,699萬美元，紐約有超過120家商行破產，全美數萬名水手與工人失業，農產品價格也因無法外銷而暴跌，連傑斐遜自己的莊園也因法案而負債2.5萬美元，聯邦政府更幾無關税可抽。顯然，美國推出的這項法案狠狠砸了自己一腳，遂不得不於1809年3月下令撤銷。

《禁運法案》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未認清自身的實力。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於《資本論》裏形容道：「合眾國的經濟發展本身就是歐洲大工業的產物，在它現在的形式上，它必須看作仍然是歐洲的殖民地」，因此美國亟欲擺脱這種附屬地位。而《禁運法案》的唯一好處，便是刺激美國發展自己的工業。傑斐遜也說道：「我們的禁運法案產生了一個值得慶幸的效果。它已使我們大家從事國內的各種製造業」。

若沒有發達自主的農工業，美國的經濟命脈將會如同第三世界一樣被強權掐緊，更無法推出有任何威嚇性的制裁政策。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或1777─1804年）早在1791年就向國會遞交《關於製造業的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點明「不僅僅是財富，而且一國的獨立與安全也和製造業的繁榮有着重要的聯繫」。因此儘管美國自1790至1875年間對外貿易幾乎都是逆差，但仍孜孜不矻地發展工業與拓展外貿，就是要在國際秩序裏搶下足夠的話語權，令各國既需要又忌憚美國的經濟實力，不再重演1807年的窘境。

這項目標在一戰後基本實現，在二戰後又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議定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從此使美國不但可動用充沛的農工業資源制裁敵對國家，更能直接打擊敵方的金融根本，實行更徹底的經濟封鎖。所以冷戰時期，美國利用一連串國內法，以及敦促盟友組成巴黎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對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採取禁運，這讓美國對蘇出口從1948年的2,700多萬美元很快鋭減至1952年的1.5萬美元，蘇聯外貿亦因此處於極低水平。據統計，1988年蘇聯外貿僅佔比全球外貿額5％左右，這既使蘇聯外匯奇缺，更嚴重阻滯經濟與科技進步。

當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制裁大棒非但未收起，反而更肆無忌憚地朝各國揮去。1914年至1990年間，全球僅實施了116次經濟制裁，單單美國就佔了77次；接着美國又於1993年至1996年間片面出台61項新法案與行政命令實施制裁，若再計入美國各州單獨推出的制裁法，這項制裁名單將會更長。且制裁理由愈加五花八門，舉凡宗教、民主、勞工權益等等，全成了美國削弱對手的「正當理由」。

如為顛覆古巴政權的《古巴自由和民主團結法》（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Libertad） Act of 1996）、為打擊伊朗與利比亞「恐怖主義」的《伊朗和利比亞制裁法》（Iran and Libya Sanctions Act of 1996）。甚至連中國興建三峽大壩，美國國會也要以「人權」與「環保」為由，於1996年禁止美國進出口銀行替投資大壩工程的美商提供信貸擔保。

最諷刺的是，引發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美國，竟以違反制裁禁令和助長次貸危機為由多次懲罰德意志銀行，2016年美國司法部更開出14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縱使德國忿忿不平，但最後仍同意繳納72億美元。反觀被指控欺詐的罪魁禍首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僅僅支付50億美元而已。

這些制裁雖影響古巴等國的民生，但美國自己也蒙受相當損失，同時也沒令「極權國家」們垮台。依據估算，1993年至1996年間，美國針對35個國家發動制裁，起碼使美國損失了23億消費者與7,900億美元的潛在市場；對古巴的制裁也讓多達61％的美國企業受損。不過美國依恃美元霸權，可將成本全轉嫁到外國與底層人民身上，因此根本不懼這種兩敗俱傷的行徑。

從美國的制裁變遷史，也能讓世人看清幾個現象：

一，美國欲確保全球霸權的慾望，決不會因天災或疫情有絲毫動搖，其「人道主義」的口號不過是種宣傳。

二，不管是發起制裁或應對制裁的一方，都必須有健全又自主的產業結構才能發揮效果，因此國小民貧或經濟發展畸形的海地、南聯盟在美國制裁下很快便無力招架。

三，美元做為國際貨幣的風險，使得各國既要替美國經濟埋單，又容易在制裁下被剝奪外貿主權。

而這回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讓這些矛盾更形激化，這實是各國在疫情結束後應費心改革的問題。同時，醉心美式體制的人們也應趁此機會認清，在帝國主義壓力和語境下，受到跨境資本宰制的發展中國家人民，想要擁有真正的「人權」與「平等」無疑難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