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艱難防治　強權趁勢掠奪：疫情之下的人權貴賤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此刻於歐美國家不停蔓延，但地緣衝突並未因病毒的侵襲暫緩，部分國家仍舊未以民生防疫為優先，不忘拓展政治利益。值此時刻，更應反思霸權主義與資本體制的缺陷，以及發現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正是此類衝突下的受害者。

2020年3月19日新加坡前駐聯合國代表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特意撰文《長期削弱WHO，西方該反省了》，聲討歐美基於私心不願強化世衛組織的功能與提供會費，便是對霸權主義的沉重控訴。

看似主管全球衛生工作的世衛組織，強權角力的痕迹始終貫穿於其誕生經過與職權範圍。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儘管聯合國成立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UNICEF）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負責處理戰後的醫藥衛生與食品配送等事務，但建立專職的全球性衛生組織顯然不在聯合國高層的腦海內，成效不彰的國際聯盟衛生組織（LNHO）與職能有限的國際公共衛生局（OIHP）也都無法滿足戰後所需。因此1945年4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時，中國代表團裏的施思明（1908─1998年）與巴西代表團的蘇札（Geraldo Horácio de Paula Souza）商議，由中巴代表團聯袂提案呼籲聯合國舉行會議，商討設立新國際衛生組織的事宜，而該組織便是日後的世界衛生組織。

不過世衛組織的成立並非一帆風順，施思明在向曾供職於國聯衛生組織的波蘭醫師拉西曼（Ludwik Witold Rajchman，1881─1965年）徵詢時，就從拉西曼堅持世衛總部需設於巴黎以免遭美國控制的意見中，感受到歐洲對美國興起的抵觸。接着1946年6月國際衛生大會（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召開後，竟因美蘇陣營的矛盾、以及美國不願泛美衛生組織（PAHO）從屬於世衛組織之下，導致世衛組織《組織法》遲遲不能被各會員國批准。直到1947年9月埃及蘇伊士運河區爆發霍亂後，才讓利益受損的歐美各國暫時齊心撲滅疫情，並於1948年紛紛通過《組織法》，令世衛組織得以成立。

冷戰衝突不僅影響世衛組織的誕生，連國際衛生大會與1948年世衛組織對健康所下的定義「在軀體、精神和社會上的完美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也成了美蘇雙方攻防的重點。馬凱碩在文章裏抨擊世衛過度注重生物醫學而非社會醫學，其實正是因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使然。對構思健康定義的施思明、與後來成為首任世衛總幹事的加拿大精神病理學家的奇澤姆（Brock Chisholm，1896─1971年）而言，改善人民所處的社會是消除疾病的根本方法，另名創始者南斯拉夫籍的安德里亞（Andrija Štampar，1888─1958年）也聲稱世衛組織該聚焦四項原則「社會與經濟安全，教育，營養與住房」，顯見渠等欲釜底抽薪根除貧病的淑世理想。

然而歐美國家認定這根本是社會主義的翻版，因此堅決從生物醫學的角度防治疫病，更堅持世衛組織僅能從事「技術性」的工作。力圖甩脱冷戰陰影的奇澤姆也因這份理念，遭保守派辱罵為共產黨與危險份子，也導致世衛組織的起步頗受刁難。最嚴重的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美蘇雙方擁有截然不同的公衛體系，歐美資本陣營習慣注重醫藥科技的研發、以及商品化的醫療保險服務，社會主義國家則注重覆蓋率廣的醫療項目，這使得雙方代表在世衛組織裏一開始簡直不能共存。

1949年，蘇聯因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與扣留輸往東歐的醫療物資感到十分憤慨，於是率領東歐國家相繼退出世衛組織，波蘭甚至批評世衛組織已經「屈服於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了防止全球公衛出現破口以及世衛財政拮据，奇澤姆頂住壓力，稱世衛章程裏並未規定會員可退出，故認為蘇聯等國只是「不積極」（Inactive）而非退出。這份餘地果然讓蘇聯與東歐國家於1958年重返世衛，但雙方在世衛組織裏搶奪公衛與體制優勢話語權的鬥爭始終沒停歇。美國支持的消滅瘧疾計劃與蘇聯關切的天花防治計劃，就是個很好的例證。

可惜的是，隨着冷戰終結，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解體，令資本主義陣營得以主導世衛組織的方向，美國自1954年起就想削減世衛會費與功能的心思終告得逞，造成世衛組織在面臨諸多傳染病時總有心無力，卻又得承擔應變不足與官僚主義的罵名，部分更激進的人士，甚至希望世衛組織只要在標準化食品與醫藥規範、疾病命名等事務上發揮功能即可，不需對各國公衛政策提供太多意見。

因此，弱化的世衛組織在這回新冠肺炎疫情裏艱難地努力防治，但發出的呼籲不是遭忽視就是被質疑。且被強權擯斥的聯合國，也無力阻止美國繼續干預中東與制裁伊朗，或是派遣軍艦前往南海示威，法國、英國甚至在疫情加重的情勢下，仍加派士兵前往非洲薩赫勒地區，以及加快介入利比亞。更叫人跌破眼鏡的是，號稱社會福利完善、卻在3月14日放棄篩檢輕症者的瑞典，竟於3月16日宣示將向議會提案，派遣最多150人的部隊參與法國在非洲的軍事干預。顯然，在這些老牌強權眼中，遠方的殖民利益遠大過內部的人民安危。

在歐美國家與資本陣營把持話語權的形勢下，當前大眾罕能關注到第三世界被疫情加劇的受宰制與不平等處境，更沒發現握有軍事與資本優勢的國家，此時更抓緊機會剝削弱國與窮國，因為前者絕對比後者更能承擔疫情造成的人命與財政成本，辛辣地呈現了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間的人權有別。

故倘使未能以強化聯合國與世衛組織等多邊體系的方式予以糾偏，替發展中國家爭取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機會，那麼每一次大規模疫病、饑荒或貧困的流行，都會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變相試煉場，霸權國家將更難被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