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阿拉伯之春】民主是答案？從「伊朗式民主」反思中東政治模式

中東，在地緣政治中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由地中海以東的黎凡達地區、阿拉伯半島，以至北非的伊斯蘭國家，政治、文化、宗教既有其相似性，亦有所不同。2011年初開始，一場後來被形容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捲中東多國：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這股浪潮是對主宰中東數十年的軍人政治、專制政體的衝擊。在成功推翻獨裁者後，這些國家都在嘗試建構新的民主管治模式。九載過去，最先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民主進程最為順利，但經濟民生卻沒有改善；埃及經歷民主選舉及政變，最終又換來「民選」的軍事強人專政；利比亞兩大派系軍閥激戰多年，各國介入下會更加混亂，還是停火在望？
至近日，中東地區東端的伊朗再次成為風眼——美軍擊殺伊朗「第二號人物」，以至伊朗誤擊烏克蘭客機，差點再引爆一場中東戰爭。過去兩年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極限施壓」下，伊朗民間已在醞釀動盪，如今更爆發「反美」、「反政府」雙重示威，反映着這個神權與民主兼備的治理模式受到考驗。阿拉伯之春沒有完結，也沒有答案，只提供了反思，讓中東國家各自摸索治理模式。

【後阿拉伯之春】系列

這一年，伊朗彷彿從未平靜過來。去年中的波斯灣油輪危機、11月的反政府示威，到今年1月初伊朗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被美軍擊殺、革命衛隊誤擊烏克蘭客機，引發伊朗國內多輪示威，一方面抗議美國的暗殺行動，另一面批評政府一度隱瞞擊落客機的真相。有人形容特朗普政府刺殺蘇萊曼尼此着，導致伊朗國內正在醞釀的「阿拉伯之春2.0」押後了。仔細察看伊朗的政治制度發展，亦有着跟其他「阿拉伯之春」國家相似的矛盾，各自摸索着合適的管治模式。

伊朗在過去大半年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繼去年中因波斯灣油輪危機跟美國與沙特鬧僵後，在11月中起，伊朗國內十多個城市便因調高燃油價格而觸發大規模騷亂。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顯示，至少300人在政府的血腥鎮壓中身亡。

示威平息不久，德黑蘭政府很快又迎來一場外交危機。美國指控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策動襲擊，造成一名美國承包商死亡，於是隨即反擊「真主黨旅」據點。

甫踏進2020年，美伊關係繼續急劇升溫。美軍出動無人機炸死伊朗革命衛隊精銳部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還擊美國駐伊拉克空軍基地，卻錯誤擊落一架載有176人的烏克蘭國際航空（UIA）客機，德黑蘭政府先否認再改口承認責任。伊朗全國民眾本來在一片哀悼及反美情緒之中，但再短短數天內又重新燃點起對政府的怒火，直斥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等人撒謊。

經年示威　神權政府未倒

雖然美國與伊朗在過去四十年，基本上一直處於對峙狀態，然而，伊朗人這種反美及反政府的聲音並無矛盾。伊朗國內外自由派、反對派的民主化訴求，以至普羅民眾對政府管治不善、經濟困窘的怨氣一直存在。

不過，什葉派的宗教精神力量作為伊朗神權政府的統治理論根本，加上行政機構體制融入一定的民選因素，某程度上排解了部份自由派的改革聲音。

相對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長年在位的獨裁統治，又或者諸如沙特、阿聯酋、巴林等君主專制國家，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發展出一套別樹一幟的治理模式。伊斯蘭革命後，什葉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國內實踐其法基赫理論（Faqīh），創造出一套伊朗式「現代伊斯蘭政治模式」。

在霍梅尼多年宣導下，法基赫制度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制政體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當中，遵循政教合一、神權統治的核心。「法基赫」的意思為教法學家。法基赫理論強調國家主權，包括政府的合法性、立法權、法律的神聖性均來自真主，所以需要交給具有豐厚教法知識的智者，通過擔任國家機構職務，來擔當國家的監護人（guardian）。這便是現有的伊朗最高精神領袖（rahbar）的由來。

＊伊朗伊斯蘭共和制政體：大致可分成法基赫系統和政府系統。法基赫作為監護系統，擁有最高無上的權力，除了凌駕於政府之上，還掌握武裝部隊。最高精神領袖不由民選，亦無任期限制。而政府系統則具體負責管理國家，在法基赫的監護下運作，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

同時，伊朗政體具有代議政制的元素。按照憲法，伊朗設立由全民投票選出的總統和國會。不過，總統候選人需要通過由12名教士和律師組成的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 of the Constitution）的核准。在神權體制的框架之內，加入有限度的代議制民主，最終形成了伊朗獨特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制面貌。

這種伊朗式民主，給予伊朗政府民意授權的正當性。在整個伊斯蘭文化圈的大中東地區，這種政體存在和治理模式是獨有的─它的構成，某程度建基於美國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通過巴列維王朝代理美國在伊朗的權力延伸後，一連串施壓所造成的反饋。

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雖然受到美國為首的國際孤立、經濟制裁，但伊朗在中東地區，甚至環球局勢（伊朗本身的石油資源及波斯灣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固然是當中關鍵）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譬如對於長年經營中東勢力版圖的美國來說，伊朗既是不服從的壞孩子，卻亦是遏制區內一強（諸如沙特）獨大的對沖力量。

故此，在代議和神權合一的獨特政制、以及多年來根深柢固的民族主義反美聲音的拉扯之下，能夠維持伊朗伊斯蘭政權至今依然不倒。當然，伊朗長年受到國際社會制裁，導致的經濟民生苦果，也自然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致命因素。

民主能紓緩中東式政治矛盾?

觀乎整個中東地區，其實可歸納出幾個主要矛盾：民主與專制之爭、世俗與神權之爭、遜尼與什葉之爭、民族矛盾（如土耳其與庫爾德、猶太與阿拉伯）等。其中，世俗與神權、民主與專制的兩大矛盾，幾乎在所有中東國家都存在，也是阿拉伯之春的核心矛盾。

回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各國政治問題、民生訴求各有不同，但主旋律離不開追求民主、拒絕強人專制執政。埃及雖然推翻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三十載的獨裁統治，並實踐了民主選舉，產生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卻迅速受到政變推翻，再次「選出」軍人背景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主政，如今，埃及人對於「民主」似乎各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

改革派VS抵禦派　未來是？

伊朗則是中東國家之中，較早實踐民主選舉的國家，透過選舉和公民投票權實踐「伊朗式民主」，但矛盾依然存在。最近出現的「反美」、「反政府」雙重示威，儘管與阿拉伯之春的性質並不相同，但亦反映着整個中東地區的普遍難題。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教授庫里（Rami G. Khouri）撰文分析，伊朗近日的連串事件帶出了中東地區兩個主要意識形態之爭：一是質疑伊斯蘭神權政府、要求民主化的「改革派」（Revolution）；二是抗拒美國、以色列等國外勢力介入的「抵禦派」（Resistance）。

兩股力量並存多年，而近日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起了衝突，屬於「抵禦派」的軍方以武力打壓「改革派」的示威人士，庫里相信，這兩股力量的鬥爭將會主宰中東未來的命運。

阿拉伯之春爆發，正正便是伊斯蘭世界的民眾希望通過自我力量，探索民主、反專制的可能。然而，礙於各國的內部情況和發展步伐迥異，最終的革命結果也不盡相同：有的成功過渡民主、有的回歸強人統治、也有的陷入內戰深潭之中。同樣值得反思的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支持着這場民主革命，然而，只是單靠民主作旗號，顯然解決不了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矛盾。

上文節錄自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阿拉伯之春　那場結局迥異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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