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身而過的第三波學運浪潮　1968、1989後的變革之年尚待來臨

歷史上有些年份是「a year of significance」，例如由性革命觸發的1968學運，下開新時代的社會面貌；又如席捲東歐、又稱「蘇東波」的1989，重寫世界政治格局。
沉靜多年以後，第三波學運浪潮將在何時再起？

在未有facebook、未有hashtag的年代，學生示威能夠在世界各地一呼百應，本身足已叫人另眼相看。為甚麼能夠如此，背後反映出不同社會面對相似的處境。正如有人會說，1968年的學運浪潮沿自歷史的必然軌跡。那時世界大戰結束廿載，美國以霸權姿態介入越戰，觸發大學生廣泛不滿。法國沙特等icon人物主張解放殖民地，培養出大學生普遍反建制意識強烈，可謂如此一轍。

社會新時代的1968

更加不能忘記的是，在風暴核心的法國南泰爾大學，燃起整場運動的是男學生去女生宿舍探訪的「權利」。他們針對大學保守而嚴厲的規條，要求管理層開放改革，先演變成一場學生與警方的衝突，後引發社會大規模罷課和罷工。在差不多時間，西德和美國年輕人的性革命亦愈演愈烈，造就性開放的1970年代，或是哲學家所言的「真我時代」。

不滿政府抑或反抗性觀念，答案或許兩者皆是，甚至相輔相成。但無論如何，1968絕對堪稱第一波全球學運浪潮。除了法國和西德，還有波蘭反對共產政權，南斯拉夫大學生起來為工人爭取公義，墨西哥學生藉反奧運的契機爭取民主化等。各國的示威浪潮偶有成功，但失敗的似乎更多，短期而言目標未必達成，更多人從長遠角度來看，認為學運潮改變了社會文化土壤。正如法國人的示威文化，深受五月風暴所影響。

「歷史終結」的1989

若說1968是第一波學運浪潮，1989就是第二浪湧至。要說明這點，沒有比捷克更好的例子。1968年，他們發生由政府推動的變革，上而下地帶來新風氣，卻招至蘇聯派軍隊鎮壓。這場布拉格之春令包括昆德拉在內的知識份子出走，好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逃到瑞士的主角托馬斯一樣。

捷克人未必想過的是，僅在21年之後變革的機會再次來臨。革命浪潮由波蘭和匈牙利西漸捷克，大學生成千上萬在首都布格拉街頭示威，無懼防暴警察鎮壓，最終牽頭共產政府黯然下台。以一個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變天，天鵝絨革命之美譽由此而生。

同一年的中國，大學生由反官倒、反貪腐到絕食於天安門廣場。不同的是天鵝絨沒有發芽北京，相反出現武力鎮壓。一場以流血告終的大型學運，與別稱「蘇東波」的東歐劇變形成強烈對比。

只差一點點的2011

第一波學運帶有強烈意識批判社會文化，第二波浪潮則針對專制政治，就如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的走向民主體系。兩個標誌年份以後，經歷了又二十年的沉寂，直到2011年。

那年北非和中東地區因為經濟不景，一場阿拉伯之春浩浩蕩蕩而起，以社交媒體為傳訊工具的年輕一代成為骨幹，試圖推翻阿拉伯國家的專制政體。與此同時，歐美社會的新一代特別是左翼亦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發起佔領華爾街等反資本主義、反貪婪行動。

當年很多人以為時候到了，那就是繼1968和1989年後的第三次變革之年。例如《衛報》一篇報道的標題是「全球示威：2011會是改變世界的一年嗎？」，《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都以2011年與此前兩個年份相比，展望鼓譟不安的全球會如何發展。只不過諷刺的是，在社交媒體還未普及的年代，全球學運熾烈如火，但在2011年那次反而後勁不繼，未能憾動社會。第三波學運浪潮，大概就這樣擦身而過。

經濟批判欠堅實基礎

其實在多年以來，各地不無零星學運，例如2012年香港學生反國民教育、加拿大魁北克反對學費加價、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反服貿，甚至今年的美國高中生反槍械，但沒有一宗引起全球響應，演變成學運流潮。

回看三個關鍵年份，可以說的是要成為一場全球示威風潮，議題必須廣泛，甚至上升至意識形態的層面。文化意識的批判，政治體制的變革，或者是經濟結構不公。至於2011年最終不成氣氛，問題或許不在於沒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批判焦點——對經濟不公的批判至今未息，而是沒有一個有說服力、有出路的答案為學運助燃。

正如今年適逢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在《愛爾蘭時報》談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時，大嘆當今左翼沒有一套實際的方案，可以推翻全球資本經濟秩序，亦拿不出一個更好的經濟體系來取而代之，「對於這兩個問題，我未見過有說服力的答案」。

若然如此，下一場能觸發共鳴、改變世界的學運浪潮，距離我們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