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運動50周年】一個體育館一部電視　如何觸發美國最激學運？

「我不打算隱瞞，當年我到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是為了看R&B樂隊Soul Syndicate的演出，聽他們邊彈着低音結他，邊唱《Ooo Baby Baby》。」當年參與佔領教學大樓的黑人女學生Karla Spurlock-Evans，如今已經69歲，但對這一切記憶猶新。她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當年是誤打誤撞才成為了學運一份子：「那天（4月23日）黃昏時分，我到達漢密爾頓樓，大堂逼滿了學生，而且大家都表現得振奮激昂，不過當時並沒有樂隊演出。我看到每個角落都有學生就地而坐，我意識到他們正在抗議靜坐。我雖不是社運人士，但我明白同學們正在爭取些什麼，於是加入了。」

這場被譽為啟蒙無數美國人的學生運動，始於漢密爾頓樓的佔領行動。學生爭取的到底是什麼？那要由一個體育館說起。1968年2月，哥倫比亞大學準備在校園外哈林區的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興建一座體育場館。哈林是非裔美國人聚居的社區，哥倫比亞大學則相反，是建於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的名校，學生以白人為主。

觸發學運的兩條導火線

哥倫比亞大學一再向外擴充校園，早已遭到非議。為了不落人口實，哥倫比亞大學承諾體育館落成後會開放予哈林居民使用。不過，魔鬼總在細節裏，所謂社區、大學共享原來是「九一分帳」。根據圖則，體育館88%面積都是學生和教職員專區，只有小部分設施開放予哈林居民。不過，Spurlock-Evans指出，體育館最大的爭議其實落在出入口設計——大學專區設於較上層的位置，學生和教職員可以經瑰麗堂皇的正門進出。相反，哈林居民只能使用下層的設施，而且只有地庫的一個後門才能通往該區。「這儼如種族隔離，勾起了不少人的慘痛回憶。」 Spurlock-Evans說。在眾多反對聲音中，以「非裔美國學生組織」（Student Afro-American Society，SAS）的批評最為激烈。

這（體育館設計）儼如種族隔離，勾起了不少人的慘痛回憶。

另一邊廂，校內一個快速壯大的新左翼組織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即支持民主社會的學生團體），發現大學管理層擔任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IDA）的會員，校方甚至贊助與越戰有關的軍事研究。當時全美上下反戰呼聲高漲，哥倫比亞大學支持越戰的做法令不少學生震驚和失望。

著名學生領袖、SDS成員馬克拉德（Mark Rudd）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回顧該場抗爭運動，說那時許多大學生都是二戰結束後出生，成長階段聽過不少歷史教訓，也看着美國民權運動自1950年代起逐步壯大，內心深處都受到某程度的啟蒙與衝擊，「我們經常思考，要是我們生於納粹德國，能否做一個『好人』？我們能否像我們國家的民權鬥士一樣，有無比的道德勇氣？校方支持越戰、擁抱『制度性種族歧視』，把我們徹底嚇壞了。」

校方支持越戰、擁抱「制度性種族歧視」，把我們徹底嚇壞了。

於是，兩個學生組織決定燃燒理想，以示威方式迫使校方放棄興建體育館，並終止和IDA合作。SAS和SDS的第一步行動是佔領漢密爾頓樓，據其中一名學生領袖Stuart Gedal憶述，原本學生並沒打算作出激烈行動，只想一直靜坐至警衛驅趕為止。但當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到一樓時，碰巧署理院長Henry Coleman正於辦公室內，他們於是走進去。Gedal跟Coleman說：「你不准離開。」Coleman問：「什麼？」Gedal重複一遍：「我說你不准離開。」然後，學生們把院長反鎖室內，其中三位同學站在門口把守。當時的氣氛尚算平靜，Gedal還記得院長拉開百葉簾，查看外面學院大道的情況，還吩咐別人為他買一杯雪糕。一天後，院長安全「獲釋」。

離開了漢密爾頓樓的不只是院長，還有SDS成員，這是由於兩個學生組織意見分歧，最後黑人學生要求SDS離開，轉而佔領校內其他建築物。馬克拉德憶述，SAS成員認為白人學生不夠冷靜克制，而且經常拿不定主意，再者「分頭行事」更能突出兩個截然不同的訴求——黑人學生留守漢密爾頓樓，抗議校方霸佔窮困哈林區的土地；白人學生佔據另外四幢行政和教學大樓，迫使大學與IDA「割席」。

上文節錄自第11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7日）《他們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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