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運動50周年】從保守走向自由　改變法國的那場五月風暴

1968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1月捷克「布拉格之春」掀開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國「五月風暴」，學生、工人起來爭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國，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權及反戰運動震撼人心。橫跨整個西方社會的抗爭運動，象徵了反建制與反保守主義、新舊交替的一年。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社會運動對現今社會有什麼啟示呢？本專題採訪了一些曾經參與「六八運動」的人，在時代巨輪下，或許他們只是小人物，歷盡人生起伏後，卻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白髮，他們的1968年，爭取過什麼？又承受了什麼？（此為《六八運動50周年》專題報道之一）

人沒有愚蠢和聰明之分，只有自由和不自由之分。

我們先由法國五月風暴說起。

4月中旬，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五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裏？」為題，分別在台北和香港舉行了兩場講座，分享他親身參與當年學運的經歷。潘鳴嘯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參與者，也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專家。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學生、傳媒常追問他當代中國問題，但關於1968年家鄉法國發生的往事，還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

撕掉藍與白　只見紅旗飄揚

記者相約潘鳴嘯做訪問，儘管已過半世紀，他對法國五月風暴仍記憶猶新，一輩子也忘不了。回想1968年，年僅19歲的潘鳴嘯是南泰爾大學（又稱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二年級生，他坦言自己不熱中政治，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發生多次學生示威，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有南泰爾大學的男生要求開放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跟校方發生衝突。

五月風暴是一件較複雜的歷史事件，1968年3月可算是整場風暴的起點，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遭警方逮捕，當中一人為南泰爾大學學生。3月22日運動爆發當晚，潘鳴嘯正在校內聽音樂會，表演差不多結束時，一位紅髮男生突然衝上舞台說「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呼籲學生支持反越戰的抗議運動，他才知悉事件。

那名衝上台的學生是學運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柯本迪（Daniel Cohn-Bendit），就讀社會學系，潘鳴嘯與他在同一棟樓上課，見過幾次面，但不熟絡。2008年，他們在布魯塞爾一個研討會上再次碰面，聊起那天晚上的經過，「柯本迪仍記得那晚音樂會演奏的是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我佩服他的記憶力，能重遇他十分高興，他當年是個領導，是會開玩笑、很隨性的人。」

佔領行政大樓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322運動」組織，批判美國越戰、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制度，那個時候潘鳴嘯還未加入學運的浪潮中，直至5月初，南泰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轉往索邦大學集結，警方擔心事態擴大，出動了上千名警員進入校園鎮壓，引起更多人不滿。「校方認為大學不應該有政治活動，叫警察來（鎮壓），當我看見暴力，警察用催淚彈和棍子打人，便決定支持學生那一邊。」潘鳴嘯說。

5月10日當晚，學生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築起路障。潘鳴嘯憶述，不只學生參與，示威民眾中不乏中年人和長者，巴黎市民紛紛加入學生陣營聲援，「大部分人都反對政府的態度，大學是我們的，不是警察的，所以我們佔領大學周圍的拉丁區。」

這位69歲的學者給人隨和及幽默的感覺，談起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他指佔領區一開始氣氛良好，很多人在現場散步、討論政治，後來部分示威者築路障，把石頭當成武器投擲警察，雙方發生衝突，多人受傷被捕。他的女友正好住在拉丁區附近，兩人決定先行回去，在家中收聽私營廣播電台的消息，他笑着說：「我們不覺得自己是逃兵。」

警方暴力鎮壓示威人群的消息，觸怒了法國人，法國總工會等多個團體於5月13日發動全面大罷工，共100萬人走上巴黎街頭示威。此時，潘鳴嘯和女友參與了佔領奧德翁國家劇院的行動，他把戲院裏的法國國旗摘下，撕掉藍、白部分，剩下紅色旗幟揮舞。到了5月22日，示威人數已達800萬，罷工令到整個社會陷入癱瘓。就這樣，這場學生運動演變成工人階級，甚至是挑戰＊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權及第五共和國體制的政治運動。

＊注：戴高樂治下的法國是個威權保守社會，同性戀犯法，女權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到銀行開戶口須經丈夫同意，電視節目及新聞要經審查，工人不受保障。與此同時，反越戰的抗爭已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加速了法國抗爭運動爆發。

嬰兒潮世代　難找自己位置為何這場示威會迅速蔓延？潘鳴嘯說，1968年全球多個國家都有社運發生，在傳媒的影響之下，他和其他法國青年一樣，看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西德青年學運領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中槍等新聞，受到很大的刺激，「很大程度上我們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要抵抗（強權），追求另一種世界。」反越戰只是法國五月風暴其中一條導火線，事實上這場運動的發生，與日積月累的社會怨氣有關。潘鳴嘯認為，年輕人不滿教育制度是原因之一。二戰結束後，遠赴戰場的士兵們歸鄉，引發了嬰兒潮（Baby boom），西方國家的出生率急劇增長，大學生人數激增，他慨嘆：「由於人數龐大，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戰後的經濟發展快，社會需要更多有識之士，令教育普及。以前許多人小學還沒畢業就要開始工作，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充分機會讀書的青年，大多數人讀高中和大學，正因為學到很多知識，多了思考，更敢於發聲。特別是大學教育方面，年輕人渴望改革優化制度，破除傳統觀念的束縛。潘鳴嘯指出，當時法國年輕人求變的心很強，因為社會上充斥着太多不自由和不平等，思想依然傳統保守，例如在學校裏面，男女學生要分班、分宿舍，諸多限制，這種不平等亦反映在僱主和工人、醫生和護士的身上，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不滿情緒，覺得生活不夠自由。

上文節錄自第11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7日）《他們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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