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運動50周年】筆尖下的布拉格之春　革命雖敗卻成就不朽文學

50年前，在共產主義鐵幕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場民主化運動——波瀾壯闊的布拉格之春，最終被蘇聯鎮壓了。在某程度上，文學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克里瑪（Ivan Klíma）、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些熟悉的名字都曾經出現在這場運動中。當民族走到關鍵時刻，我們也看到作家的身影。（此為《六八運動50周年》專題報道之三）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布拉格之春其實始於冬天。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當選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在不放棄社會主義路線下，他帶領國家走向一條「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路線，為政治體制改革踏出第一步。他提出在政治、經濟、教育及外交等方面進行自由化的改革，其中最重要一項，便是廢除新聞審查制度。在短短幾個月，捷克出現了一番新景象，人民開始感受到自由的曙光。

在前一年的6月，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作家們批評政府高壓政策，要求改革，允許寫作自由和修改《出版法》，米蘭昆德拉也參與其中。他在大會上狠狠批評極權制度說：「當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到不舒服，他們會說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當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沒有哪一個進步的時代曾經為自己的發展規定過限度……只有在我們這裏則不同，把維護禁區看作是比衝破禁區更大的美德。 」

來自捷克的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樂民（Roman David）對《香港01》表示，當時捷克作家對共產黨的領導層漸漸失望，「簡單來說，沒有作家喜歡作品被審查，不僅哈維爾反對共產主義統治，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米蘭昆德拉和科胡特（Pavel Kohout）等著名作家，儘管他們是共產黨員，也要求終結審查制度和一黨專政。」

坦克碾不碎人民意志

布拉格之春期間，作家們希望透過文字喚起公民覺醒。最著名的是《Literární listy》雜誌的編輯瓦楚里克於1968年6月，在四本雜誌上發表的《二千字宣言》（Dva tisíce slov），宣言發表一周之後，數以萬計的民眾自發在聲明上簽名，令布拉格之春達到了高潮。《二千字宣言》作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象徵性文件，推動了捷克改革運動的發展，同時也激化了該國與蘇聯之間的矛盾，為兩個月後的軍事打壓埋下伏線。時任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曾經就此事致電給杜布切克表達不滿，並要求捷共當局公開譴責《二千字宣言》。

隨着時間的推進，民眾要求改革聲浪愈大，遭蘇聯視為威脅。1968年8月20日深夜，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越過邊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開進布拉格城內鎮壓，杜布切克領導的改革失敗告終。此後，捷克開始了歷時20年的蘇聯佔領狀態，失去僅有的自由。

歷史學家亞當姆奇（Jan Adamec）認為，在短期內杜布切克的改革失敗了，但從長遠來看，這推動了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發生，讓捷克斯洛伐克變為民主國家，在取消審查制度並保證基本自由的情況下，改革運動取得了成功。

*注：布拉格之春過後，要求民主的訴求未有平息，1989年11月的連串示威遊行，加上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政權崩潰，逐步迫使捷共宣布放棄權力，由於革命沒有觸發大規模暴力衝突，政權更替過程有如天鵝絨般平滑，因而得名。

戴樂民的著作《Communists and Their Victims：The Quest for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於1999年至2015年間訪問了不同人士，包括共產主義者及前政治犯，記錄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鐵幕下的受害者故事。他指1968年對人們有着不同意義，「對於強硬派共產主義者來說，1968年是反革命的企圖；對於經歷六八運動的人來說，那是前共產黨人的改革，1968年是建設『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希望之年，但這個希望被蘇聯坦克粉碎了。對於前政治犯來說，1968年是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不管共產黨哪一派勝出，大部分前政治犯也估計他們要求改革的訴求會失敗。」布拉格之春代表着東歐國家有求變的心，希望通過改革復興社會主義。但蘇聯出兵鎮壓之舉，使人們認清了一個政治現實，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不容許民主化存在，人們也因此對蘇聯的威權統治產生恐慌，埋下了引爆東歐劇變的計時炸彈。

走向地下寫作　 拒絕謊言

鎮壓過後，社會被進一步收窄自由，當時捷克文學發展跌落低谷。許多涉及藝術和文化的雜誌遭禁止出版，所有曾經參加該運動的作家和學者都被列入黑名單，作品全部被禁，甚至不能在公開場合提起他們的名字。

無處不在的審查制度，迫使人們生活在謊言中。克里瑪在《布拉格精神》（The Spirit of Prague）裏描述當時的情況：「捷克斯洛伐克一直生活在極權主義權力支配之下。在1960年代後期一個短暫的、更自由的時期之後，這個國家由蘇聯佔領，在一個賣國政府的幫助下，重建了極權主義制度。儘管殘酷和殘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續不變的是對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不追求一個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許的。在這個意義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真正的文化。」

1968年8月對我的國家的入侵是現代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行為。一個外國武裝干涉鄰國的和平事務，被說成是加強兩國之間的友誼。當然，這種入侵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損害。數千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其中許多是這個國家的精英。

正因如此，在布拉格被蘇聯軍隊佔領後不久，當地掀起一股移民潮。亞當姆奇表示，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作家，部分失去了工作，淪落到要在社會基層做保安、裝修或清潔工作，但即使沒有了出版自由，他們仍然嘗試用其他方式讓作品發聲。在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採取了一種「薩米亞特」（地下出版）的寫作方式，這種現象在1970年代的東歐顯得意味深長。

東歐各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薩米亞特」最為普及，寫作的內容不限於文學，也包含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層面。由於出版禁書屬非法行為，這些作品往往在小房子裏打印出來，藏在隱蔽角落，出售給地下讀書會。「薩米亞特」在地下翻印傳播，突破了嚴厲的審查制度，表現出作家們的勇氣和良知，無法壓制他們對自由的追求。

現已一分為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今天享有的自由與民主，是付出血汗後得到的成果。可是，今日捷克的民主制度愈來愈多人詬病，充斥着腐敗與犬儒主義，政壇右傾，總統總理高舉反難民、反穆斯林、反歐元區的旗幟，鄰近的奧地利、波蘭、匈牙利的極右政黨與民粹主義也在悄悄興起。

亞當姆奇說，1968年，捷克人所追求的東西，即言論自由、人身自由、閱讀自由及出國旅行的權利等，都在天鵝絨革命實現了，「但不知怎的，人們好像忘記了這個世界變得很快，社會早已出現了新的問題和挑戰，如移民、氣候變化、機械化……捷克人還沒準備好應對未來的全球化挑戰，這樣可能很快對自由和民主造成損害。」但毫無疑問的是，布拉格之春對後世的啟蒙很重要，也成就了風頭一時無兩的文學作品。

上文節錄自第11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7日）《他們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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