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專訪】與印尼前恐怖份子對話 除不掉的有色標籤
在印尼中爪哇省一處街角有一家外表不起眼的餐廳,那裏只有四張木餐桌,人多時,餐桌排成一個單行。41歲的Yusuf Adirima是其中一名餐廳員工,他笑起來眼瞇瞇的,平常跟客人有說有笑,怎樣也看不出曾經是個危險人物。「某日,兩名軍人進來用餐,我裝作冷靜,保持笑容為軍人送上清水和餐牌,手有些顫抖,我害怕他們是來拘捕我。」曾因涉及恐怖主義罪名的Yusuf 這樣說。
Yusuf於10月底來港時與《香港01》記者碰面,談起自己成為恐怖份子的經過。
自2002年峇里島爆炸事件以來,印尼被定罪的700名恐怖份子中,約270人已獲釋,但有10%人士在反恐行動中再次被捕或遭警方擊斃。Yusuf是其中一名獲釋而改過自新的幸運兒,1995年他高中畢業後,曾到一所印尼伊斯蘭寄宿學校參觀,該校是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領袖巴希爾(Abu Bakar Bashir)創辦,並由年輕的激進份子打理,巴希爾被指與已故蓋達首腦拉登關係密切。那次參觀他感受深刻,之後開始接觸極端伊斯蘭主義思想,讀過埃及穆斯林兄弟會1950、1960年代成員庫特布(Sayyid Qutb)的著作,改變了他一些想法。
遠在ISIS出現之前的1980年代,恐怖主義已縈繞東南亞,那時許多東南亞年輕穆斯林受伊斯蘭的極端意識形態吸引,遠赴中東地區成為聖戰士,包括Yusuf。Yusuf坦言,年輕時曾經想過去波斯尼亞或阿富汗當受薪「聖戰士」,惟旅費不足打消念頭。1999年印尼東部馬魯古群島發生宗教衝突,他欲加入穆斯林武裝份子與基督徒作戰,但因缺乏軍事訓練技術遭拒。翌年,Yusuf加入菲律賓南部一個武裝組織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在菲律賓棉蘭老島學習游擊戰術和叢林生存技能,數年後該組織與菲律賓政府和解,他只好回國開鞋店。
「沒有人想和我接觸」
2003年8月雅加達JW萬豪飯店遭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12死、150人受傷,據稱恐襲是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所為。警方事後在Yusuf的鞋店搜獲爆炸物,他因支持恐怖主義的罪名,被判入獄十年。Yusuf被關押在中爪哇努薩安邦島(Nusakambangan)的監獄,該座監獄建於荷蘭殖民年代,荷蘭殖民政府在1905年宣布把努薩安邦島列為禁區,在島上打造戒備森嚴的監獄,專門關押恐怖份子、政治異見者、共產黨員及毒犯等重犯。印尼獨立建國後監獄仍持續運作,被外界視為東南亞「最嚴酷的監獄」,囚犯經常會在獄中傳播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
Yusuf由於行為良好,服刑五年後獲得假釋,但「出冊」不代表重獲新生。新聞報道總是說每年有多少人參與極端組織後選擇回流,希望重過新生,卻甚少提及這些人重投社會的實況。Yusuf因留有案底,找工作時受歧視,尤其是他所犯的不是一般罪行,他渴望得到穆斯林同胞和主流社會的認同,奈何身邊人都對他貼上「恐怖份子」的有色標籤,前路茫茫。
「出獄後的生活一開始很艱難,因沒有人想和我接觸。」Yusuf說道。當地政府未有為這些前恐怖份子提供適當的支援,民間機構亦基於偏見,拒絕向他們伸出援手。制度上的種種漏洞,令他們極有可能走回頭路。
「釋囚餐廳」助重獲新生
為協助他們重過新生,《Jihad Selfie》紀錄片導演Noor Huda Ismail七年前在中爪哇省首府三寶瓏市(Semarang)開設了首間「釋囚餐廳」Dapoer Bistik Solo,今年初已開了第三間分店,聘用了Yusuf等數十名前恐怖份子,由廚房至樓面都讓他們打理,由此重拾謀生技能,潛移默化改變偏激的思想。
Yusuf形容餐廳環境不大,主打印尼牛扒和海鮮等菜式,走平民化路線,漸漸變成一眾街坊的聚腳地,「我在這裏工作了三年多,負責購買食材、烹調以及招待客人,在工作上建立了信心和尊嚴,學會用新的角度處理人際關係。」他還帶家人到餐廳參觀,以證明自己不再是恐怖份子。這裏的員工都有過案底,有的曾用搶劫回來的錢資助峇里島爆炸案疑犯,有的曾任恐怖組織領袖的左右手,各人有着不同背景,出獄後卻在餐廳遇上,為新生活努力奮鬥。
記者問Noor為何那麼關心這些前恐怖份子?他說這與自身經歷有關。12歲那年,他被父親送入一家伊斯蘭寄宿學校,當時他和同室學長Hasan特別友好,兩人都是熱血青年,各有理想抱負。Hasan畢業後到巴基斯坦接受軍事訓練,Noor則留國升讀大學。2002年Noor當上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同年10月發生導致逾200人喪命的峇里島恐襲。他在報道這宗新聞時發現疑犯名單上出現了Hasan這個熟悉的名字,「當時我非常震驚,很好奇是什麼原因使一個普通人投身恐怖組織。」
為了尋找答案,Noor特地跑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的國防和安全研究所當研究員,再於2006年遠赴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攻讀國際安全碩士,留學期間他曾與天主教派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成員見面,參觀了北愛爾蘭一家協助前恐怖份子重投社會的非牟利機構,令他大開眼界。他想到透過經營餐廳來改變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傳統看法,希望減低前恐怖份子再犯罪的機會。說着說着,他嘆了一口氣,指激進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人們傾向將激進主義與恐怖主義混為一談,「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之間有相關性,但並不是經常如此,我透過探訪和對話去了解前恐怖份子的想法,取得他們的信任,我總是覺得幫助他們改過自新比懲罰他們更重要。」
對於消滅恐怖主義,我們總想到軍事打擊,然而一雞死一雞鳴,恐怖份子殺不光,囚不盡。英國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的國際關係助理教授Joshua Snider,十分贊同Noor開餐廳的做法,他對《香港01》表示:「對某些犯人來說,長期監禁是適得其反的,應該把重心放在更生工作上。這家社企很有人情味,但前恐怖份子能否重新融入社會,還是取決於公眾是否接納和支持他們……如果一個前恐怖份子獲釋後再次犯案,在城市發動自殺式襲擊殺害多人,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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