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四｜以產業規劃破結構矛盾 港方迎鳳凰涅槃
香港岌岌可危的產業結構，才是一切危機的根源。無論融入雙循環與否，深層次矛盾帶來的社會、經濟風險都已經突顯。所以，香港若想「化險阻為夷途」，就必須圍繞打造多元產業、破解產業固化的目標，去探討融入雙循環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讓香港健康、有活力的發展，才能使城市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每位港人。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
承接上文：
–融入雙循環–
做好產業規劃 防範自身矛盾
迎接「鳳凰涅槃」
在《十四五規劃》和雙循環戰略等種種政策利好下，香港自然是轉機無限，但也要警惕和解決自身問題在融入雙循環過程中被惡化的「副作用」。而這要求香港政府必須認識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魄力去推動社會經濟結構性改革。只要香港擁有健康的產業結構，才能保證健康的融合。鄧希煒警告：「不可像『無人駕駛』一樣希望市場自己調整，不會的！」
前文提及諸多產業，不止有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亦包括很多新經濟產業，如數字產業、科技創新產業，更包括將香港優勢的公共服務產業化。將香港積累的優勢發展成為新的產業，有助於破除固化的產業結構，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職位，提高社會福利，達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健康社會發展。
要發展新產業，關鍵在於政府的產業政策。鄧希煒認為，只要港深邊境一直存在，只要香港是一個獨立經濟體，「政府都要圍繞港人的『就業』去設計產業政策。」他促請港府學習新加坡打造屬於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為市民提供更多就業選擇。「怎樣會有選擇呢？新加坡就『夾硬』發展一些不是它優勢的行業。」他表示，新加坡很多工業都失敗，但在探索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高新科技優勢，成為賽道的領頭羊，「現在新加坡又要biotech（生物科技），又要new chemicals（新材料），工業佔GDP比重百分之二十幾！」
鄧希煒又以美國作對比，美國奉行效率至上，企業要最大化利益，國家要最大化增長，忽略了因此而造成的貧富懸殊問題，「貧富差距發展到了一個無法支撐的點，就不能繼續高速發展，會出現內亂和社會問題，甚至影響到政治。」他說，「我們應有一位政治人物走出來質疑一下：香港是否要犧牲少少效率？」
這要求特區政府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長遠規劃，更要有推動經濟轉型的決心和能力，對有前景的新興產業施以一系列政策支持，促進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但管治者又是否能做得到呢？在研討會上，一眾學者都批評特區政府缺乏規劃能力、管治方式僵化。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香港坐擁科研優勢卻遲遲未能成為國際性科創中心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戰略理念和頂層設計：「科創產業單純的依靠市場自發去構建，會遇到一系列嚴重的市場失靈問題。」
例如，香港政府對市場缺乏調控，既沒有解決科創產品落地的產能問題，亦沒有解決科研人才的待遇問題，導致香港大量科研人才、成果流失。大疆創新就是一個「為他人做嫁衣」的典型例子。「大疆的技術在香港成型，但在深圳產業化，那最後其實給深圳貢獻了就業和GDP，香港到底得到了什麼呢？」張玉閣指出，若不解決陸港兩地在科創產業上的「各自訴求和利益平衡」問題，這種合作亦「不可持續」。他表示，港府可考慮在河套區引進科研實體機構，讓機構帶着資金、研究和就業崗位來香港，令科創產業產生更多社會互動。
鄧希煒則從科研發展和香港的產業鏈完整性去考慮，指出政府應該協助搭建服務於科研的高端製造鏈，「科研和生產是有地區性的，將產能放在廣州、深圳亦不現實，中間始終隔着『深圳河』。」他認為，若香港能在發展中保持第二產業（工業）佔GDP一成，已足夠支撐研究所需，亦能為香港經濟帶來利益。現時，雖然《財政預算案》已對「再工業化」有所着墨，亦有財政支持，但鄧希煒還是希望政府能盡量將手續、條件簡化，才能有效帶動工業發展，「政府出了錢，但很多人卻不知道怎麼拿，又或者有很多條件要克服，那麼效益亦不會好。」
除了產業結構要對創科研發有所支持外，人才資源亦對創科發展十分重要，是驅動創新的核心所在。廖群歎道，雖然香港的科創業短期內可以從外地引進人才，但「總是從深圳或矽谷請人也不可持續」，香港必須打造local talent pool（本地人才池），才能支撐創科產業的蓬勃發展。
「香港有沒有科技人才成長的良好土壤呢？」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倪明選在研討會上拋出了這個問題，隨後便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科大培養了很多優秀的本科生，十多年前，他們一畢業就離開香港去了外國，最近興起了創新創業，那學生就去了內地。同樣地，我們也培養很多優秀的博士生，最後都被新加坡、澳洲和歐美的學校挖走了。我們還培養了很多優秀的老師，甚至部份還拿了院士，但內地薪水給得高、房子也大，科研平台也比香港大得多，他們也走了。」倪明選嚴肅地拷問：「香港確實能培養高端人才，但如何留住他們，讓他們為香港創造價值呢？」
倪明選的話，透露出的是每位有志於香港從事科研事業的人才的心酸。其實，要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本質就是去解決民生問題：住屋難、高等教育資源不公、就業選擇單一、營商成本高企等。張玉閣指出，解決民生問題是政府建立認受性、權威性的最好渠道，「任何一個經濟體，不管它實行什麼制度，政府都有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責任和義務。」他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正確客觀地理解如產業政策的中長期規劃，為香港未來鋪路，維護市民的利益，才能取信於民。
解決深層次矛盾，是良性循環的開端，只有政府願意帶頭去作出改變，社會出現積極變化，才能不斷強化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信任，而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時才能更有效率，更容易帶動社會進步和轉型。如此這般，香港才能有成為「雙循環樞紐」的可能性，才能有在未來發展中「化危為機」的能力，才能重建國際城市的內涵，擁抱國家發展轉型的經濟紅利。
此為「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想了解雙循環經濟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機，又如何「化危為機」？完整報道請看：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戰場 港版「疫苗護照」如何落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