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 否則恐致副作用
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開放高地，在當前國際環境危機四伏下，香港不但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早就「腹背受敵」。全國人大會議早前正式通過邁向現代化藍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當中確定了「雙循環」戰略，以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挑戰。於內地而言，雙循環戰略已毫無疑問成為中長期主軸；但對香港來說，雙循環卻依然是個問號。
「雙循環」強調，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發揮中國市場內需潛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可見，國家的發展前景開闊，但香港呢？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絡人」，在中美角力的國際政治新常態下，香港的外循環樞紐功能將首當其衝受到外部風險的影響和打擊。香港亟需重新釐定自己在國際上的政治及經濟定位，找準發展方向，做好準備迎接大勢。而當中央提出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國家戰略，着眼於內部經濟改革，香港若不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則會錯失國家戰略轉型過程的重重紅利，在國家頭等大事下被「邊緣化」。這是危機，還是轉機？選擇權還在香港自己。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一二
承接上文：雙循環·危機｜國際形勢劇變 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融入雙循環–
深層次矛盾重重 破除壁壘後恐致「副作用」？
分析過後，我們不難得出這個方向：香港應抓住雙循環機遇，主動融入內循環尋找機會。這其實也是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在訪問中，張玉閣與廖群不約而同提到「香港應主動融入國家大局」。從政治角度看，張玉閣指出，這是《十四五規劃》裏對港澳的「特別強調」，「這個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十三五』中並沒有。」他補充，《十四五規劃》為港澳設立專章，足以表明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份量和地位，「一個城市在國家最高層級的發展規劃中出現，是重大事件。」廖群則從經濟角度補充，「你看看內循環，國內有14億人口。歐盟才多少人？七億人口，美國三億人口，西方全部加起來才比得上。如果內循環真正循環起來，肯定是一個比海外市場更大的市場。」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要香港「主動融入」並不簡單，需特區政府主動去搞「內交」，打破目前兩地融合的壁壘。廖群指出，兩地現時存在三種壁壘：資金壁壘、制度壁壘和思想壁壘。目前來看，資金壁壘最低。他表示，在適當放寬限制下，香港金融業已非常蓬勃，這從中概股來港潮可見一斑，「國內融資需求很大而資本市場相對小，所以大量企業來港融資。」張玉閣補充，香港的資金對內地實體經濟支撐非常強，「包括一些深圳科創的天使投資，也是從香港過來。」
制度壁壘雖然存在，但近年有起色，例如推動在陸港人的住房、醫療等社會保障。然而，像醫生、教師、會計等專業人士兩地認證仍因疫情而暫時擱置。張玉閣指出，中央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的契機上提出大灣區建設要「促進經濟運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但他認為，就算已有「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試點，陸港的產業合作仍未能找到合適的路徑，「過去『前店後廠』的模式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合作，互補性非常強。但現在陸港合作逐漸轉向服務業之間，而服務業之間競爭比較強，處理不好就很難合作。」
廖群對思想壁壘最不樂觀，去年社會運動後，內地人與港人的鴻溝進一步擴闊，「香港的醫生未必想去內地執業；內地過來香港看醫生的人，也不會像『運動』前那麼多了。」張玉閣亦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傾向阻礙了兩地合作，「2019年2月提出《大灣區規劃綱要》，6月就出現反修例運動，共同建設的氛圍受到很大影響。現在再去提『建設大灣區』，就沒有一種『順勢而為』的感覺了。」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必要之舉，但不代表其可以解決香港的所有問題。在消除壁壘的當下，香港亦要思考融入的「副作用」：無論是頂着壓力保有外循環樞紐的角色，還是融入國內大循環，都可能進一步固化香港的產業結構。
需要釐清的是，「副作用」的出現根源不在融入，而在香港自身。香港長期深陷結構性經濟問題，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這四大支柱產業佔本地GDP六成。鄧希煒曾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內表示，發現過去二十年內，四大支柱產業中「只有金融業錄得工資增長」，其他三大產業維持平穩甚至有負增長。「金融獨大」的香港陷入了「高增值低就業，低增值高就業」的初次分配失衡，疊加住屋問題，導致貧富懸殊嚴重。「香港不是收入懸殊（income inequality）那麼簡單，而是財富懸殊（wealth inequality），嚴重程度是全世界數一數二。」鄧希煒慨歎。
積極地看，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有着內地短期內無法追上的優勢，中央當然樂見香港帶着兩個優勢產業積極融入雙循環。消極地看，金融業和專業服務只會在融合之下繼續壯大，進而加劇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市場主導』發展出地區的比較優勢，好明顯香港的比較優勢就是金融。雙循環下，金融機遇無限。但貧富懸殊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可能還會愈來愈嚴重。」鄧希煒說。「嚴重到一個點，不知道會不會對大灣區發展都是一個風險。」
當記者拋出這一問題，張玉閣引用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的概念來回答：「香港是一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這個概念出自呂教授於2014年發表的論文《一個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後轉變中的香港處境》，文章開篇寫道：「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香港的處境有點尷尬。」繼而解釋這種尷尬來自制度區隔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強調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香港作為全球化城市，會對周邊城市產生一種支配作用，發展出以香港為中心的區域經濟，九十年代的「前店後廠」便是例證；但另一方面，制度和邊境的區隔，令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資源流動是「資金的廣泛流動，人的有限流動」，加之政府迷信「市場萬能」而缺乏規劃，導致香港在分享內地經濟發展紅利的過程中，只能做到「無升級亦無轉型」的增長，沒有實質經濟發展。
「香港人的mobility（流動性）其實好低。」鄧希煒一針見血道，「沒有人質疑過紐約做金融中心有什麼問題。因為如果在紐約『搵唔到食』，我可以去新澤西州或者麻省，但在香港，這個選擇不是那麼容易。」張玉閣亦有同樣的看法，「如果在深圳，一看一個月只賺一萬多元，連房子都租不起，那我回老家算了。但香港連鄉下都沒有，去哪裏呢？」張玉閣指出，靠融合來解決香港的內部問題並不現實，「內地的薪酬水平目前還達不到香港的薪酬收入，要通過大灣區來消化香港的就業需求也不是說做就能做的。」但張玉閣亦指出，香港可通過融入大灣區令固化的產業有所鬆動，這也「對特區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皆因「特區政府在產業規劃上存在短板」。
這是香港正在面臨的大變之局，但危與機總是在變局中共存。想了解香港如何把握機會破除危機，轉危為安，重覓經濟活力？詳細內容請看下篇報道：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 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此為「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二之四。想了解雙循環經濟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機，又如何「化危為機」？完整報道請看：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戰場 港版「疫苗護照」如何落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