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安理會不當介入　北京藉緬甸問題展示國際秩序新主張

到4月3日，中國外長王毅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四國外長的分別會晤終於告一段落。王毅和新加坡的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馬來西亞的希沙穆丁（Hishammuddin Hussein）、印尼的蕾特諾（Retno Marsudi）以及菲律賓的洛欽（Teodoro Lochen）談及了雙邊話題以及緬甸問題，在與洛欽的對話中，王毅對緬甸問題做了一個總結髮言。

在這段被總結為「三個支持」、「三個避免」的發言中。王毅支持緬各方通過對話尋找政治解決分歧，支持「以東盟方式鼓勵並建設性參與」緬內部和解進程，支持「儘快舉行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在東盟框架內解決問題。同時希望避免緬甸繼續流血，避免聯合國安理會不當介入，同時避免外部勢力推波助瀾。

北京談及「聯合國安理會不當介入」的態度是極不多見的，以及對東盟大國「以東盟方式鼓勵並建設性參與」緬甸問題的期許都很突出。這種方案，似乎正在成為中國在國際秩序問題上的某種新見解。而後者似乎更已作為前者的補充方案。

就「安理會不當介入」這一提法而言，它可能顛覆了外界對於聯合國維持國際秩序、主持正義的想象。但這也是現實，一旦有大國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干預機制就成了「不當介入」。大國的推波助瀾在其中扮演了更惡劣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1993年後的盧旺達維和行動與此後的民族仇殺事件。

進入21世紀後，安理會對區域問題介入帶來的負面影響亦有增無減，譬如聯合國安理會於2003年通過的有關伊拉克問題的1441號決議就因為宣佈可採取「一切必要措施」（all necessary means）的內文條款，觸發了同年的伊拉克戰爭；安理會1973號決議也因為類似內容，引發了北約聯軍推翻前政權的利比亞內戰。

很顯然，二十多年的國際鬥爭讓北京對於「安理會決議」的影響有了實際觀感。但西方世界設置禁飛區，滅亡、分裂一個國家的實際例子僅在21世紀就有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伊拉克和利比亞三國。它意味着只要有介入，就有可能出現問題。北京反對介入的態度也由此凸顯。

就緬甸而言，該國的政治、經濟關係決定了它暫時不太可能遭遇歐、美大國的直接干預。更不用説美國在緬甸的實際利益也不足以採取行動。

根據中國商務部、緬甸海關、緬甸中央統計局等信息顯示，緬甸與鄰國的貿易佔緬甸外貿總額的90%。位居前其5位的貿易伙伴依次為中國、泰國、新加坡、日本和印度，其與東盟的進出口總額佔其進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新加坡、日本已在3月表態不會制裁緬甸經濟，泰國、印度還派員參加了3月27日的緬甸建軍節閲兵。這使得拜登（Joe Biden）當局雖然號稱「凍結緬甸10億美元資產」，但這已經是美國應對緬甸最突出的手段了。

但是，緬甸周邊的傳統問題仍然存在，它們仍有可能上升到國際干預的層面。

首先，該國自1948年以來的少數民族武裝（民地武）和緬軍的對立仍在繼續，緬甸內戰甚至因此成為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內戰；其次，泰緬邊境和印緬邊境因戰亂而來的難民，比如羅興亞人問題仍有可能在聯合國造成反響。這意味着緬甸當下準內戰的局面仍存在安理會介入的風險。

因此，即便緬甸問題的發展不太可能吸引到美國等大國的注意力，但考慮到緬甸風波的預後，北京仍要做些準備。在這個時候，將緬甸問題引回東盟機制重新調整就成了一種可行選項。相對於已經在美國面前有點自信的中國來説，北京便需要幫助其身邊的鄰居在合適的時候拿出點勇氣。來自王毅的發言在當下就多少有這種作用，進而讓這個有幾十年歷史的區域組織體現其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