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從「民主危機」臻至「民主改革」
昨天是「歐美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和政黨的崛起」，今天是「在社交平台氾濫的反封城和美國選舉陰謀論」——在西方主流輿論中，這類案例一再被用以形容「西方民主危機」。
那麼，面對這種危機，西方國家的政府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本系列以三篇文章組成，此為第二篇。
承接上文，危機的真正原因不是假新聞兜售的陰謀論，也不是特朗普這樣的民粹主義領導人，而是一種雙重失能：其一，無法服務人民；其二，無法讓人民真正參與政治。
正如歐洲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所說：「一面在公民不參與的情況下處理事務，另一面希望公民對這些事務不發表意見，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
本文將說明的是，民主國家可以如何應付「西方民主危機」背後的政治異化問題。
改善投票制度
西方民主國家最著名的是其投票制度：一人一票，「民主」本身往往與這一原則聯繫在一起。然而，事實上，它可能是運作最不完善的民主制度。
當世界上最為人所熟知的民主國家選民投票時，大多數時候他們使用的是一種次優的投票方法：「多數制」（plurality voting，也稱「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這種制度只允許選民投票給一個候選人，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這種方法用於美國和法國的總統選舉，以及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國會議員競選。
這制度為何不理想呢？它的「缺點清單」其實很長，但核心問題是它不允許選民對其他候選人發表任何意見。因此，它無法準確地反映選民的喜好，並使極富爭議的候選人或決定較容易勝選。無論選舉差別多小或勝者爭議性多大，多數制的原則是「勝者全取」或「贏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
當政治專家們就「最佳投票方法」進行投票時，多數制得票為零。
雖然專家們對什麼是最好的投票制度有不同意見，但他們幾乎都認為多數制是最差的：在2010年一次關於投票程序的論壇上，與會者們就「最佳投票方法」進行投票，而多數制得票為零。
如果當時在英國脫歐（Brexit）公投或美國總統大選中，決定採用另一種投票制度，可能就是迥異的結果。譬如，「排序投票制」讓每個選民自行依照喜好排序所有候選人，而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數據，假設排序投票制被採用，當年美國大選的領跑者將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卡西奇（John Kasich），而特朗普可能被排在最後。
民主的危機，一定程度上是源於這種不完善的選舉制度。當人民的喜好沒有被民主制度準確地體現時，民主受到損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主不等於代表權
可是，假設西方民主國家按照投票專家的建議，改革其選舉制度，如果公民不參與，「危機」也無法被解決。
現代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投票率越來越低：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投票率在50%左右徘徊已經成為常態。即使是在今年「百餘年來最高投票率」的美國大選中，各方統計機構算出的投票率也僅為66%至68%。換句話說，三分之一有投票權的美國選民依舊不屑於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間做出選擇。
以投票表達自己的意見，的確有局限性：選舉每隔幾年才會發生一次，選舉結果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也不直接。對許多選民來說，「代表權」只是一個模糊的承諾，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參與。
如今，西方公民們覺得自己與政府和政治是如此的疏離，以至於他們當中有人持有荒謬的信念，譬如「民主黨人操縱了選舉」，「新冠肺炎疫情並不存在」，甚至是「國際戀童癖團伙在幕後試圖控制全世界！」。
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佔領運動」，使得「民主參與」成為政治學家和活動家們熱衷的話題。2020年民主國家面臨的疫情、經濟和政治危機，或許有助於將人們從活動界和學術界帶入民主體制本身。
要如何應對這種誤導性信息？解決辦法並不是促使這些人去投票，而是促使他們參與到政治過程中去。通過讓公民回到政治進程中，便可以一舉兩得：為公民提供面對政治現實的經驗，並為政府帶來民主的合法性。
2008年的金融風暴和隨後的「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的流行，使得「民主參與」（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過去十年中成為政治學家和活動家們熱衷的話題。但2020年民主國家面臨的疫情、經濟和政治危機，或許有助於將人們從活動界和學術界帶入民主體制本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