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二】惴惴不安 揮之不去的離意
因為恐懼，香港的第一代中產離開了；三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的「中產二代」也有離意。但走了是走了，問題不會因為有人走了就會迎刃而解，到底是什麼安不了中產的心？反映社會結構上有什麼問題？
時移世易，當「第一代中產」已快步入退休之齡，「中產二代」也開始踏入社會。在跑馬地區某屋苑的健身房步出迎接記者的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承接上文：【中產階級．一】從崛起的新一代看中產階級狀態的變化
月入過5萬 「中產二代」心生離意
陳先生的祖父母輩是勞工階層，爺爺是的士司機，外公是廚師；到了八十年代，他的父母有機會在香港修讀大專，畢業後又得家人協助負笈英倫完成碩士學位，九十年代回港後分別加入蓬勃的巿場推廣和人力資源行業，成為了「第一代中產」。在這環境下成長的陳先生，就讀直資小學，升讀直資中學，大學選科時也不像張小姐般會受父母影響，而是隨心所欲地在「三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商科選擇。
幾年前畢業後，陳先生收到幾間銀行的見習行政人員錄取通知，但最終他去了薪酬少一半的一間，他想「試試玩玩，不喜歡隨時『劈炮唔撈』」，不過，「興趣」最終敵不過「理想」，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陳先生最近加入政府成為高級公務員，月入超過六萬元；參考2018年20至29歲男性就業人士的月入中位數統計，陳先生比同齡層的15,500元多了逾兩倍，也比同齡層中擁有專上教育學位的34,000元高出一半。
陳先生說自己一直對社會有很多意見，之所以跳槽到政府，並非因為高薪厚職或前景穩定，而是想在這個「時勢」試一試，「雖然其實我也知做不了什麼，但看看在（政府）裏面可以做些什麼，或者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所有事情。知多點外面看不到的事。」當然，舊公司承諾他隨時可以回巢，也為他的離職創造了很大的誘因。同是公務員，但有別於張小姐的是，當記者問及陳先生屬於哪一個階級，他沒有自詡「中產」，而說是「社會新人」，又形容該階級的人群「對前景有些模糊，不太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否真正想做的事。」
他並不滿意目前在政府的工作，覺得「無意思」，又形容自己像秘書，甚至想過若數年後情況依然的話會離職。顯然，陳先生也沒有像張小姐般被「穩定」所吸引，除了沒有什麼家庭負擔，主要原因是他並不想把自己的未來綑綁在香港，尤其不希望下一代在這個城市長大。「我本身有（外國）passport，家人也想走。你不知道2047之後會怎樣。說真的，雖然我上司經常說，『不明白為何擔心一國兩制會消失』，whatever，但我不這樣看，他們覺得現在好端端的到2047後都不會『搞』你，但現在未到2047年，已經搞成這樣。」
搞成怎樣？而這又是誰搞出來的？
社會問題積存 對政府沒有信心
「我會憂慮我的兒子在這個環境長大，多於『2047』這一個節點（incident），不是單一節點，是整個社會都不是人。你想想現在的樓價、讀書氣氛，整個社會鼓吹的都不是一個正常人應該生活的地方。」陳先生一家似乎把移民這回事執行得很徹底，父母早已出售另一棟非自住物業，哥哥也準備去英國進修，屆時可能只有他會留在香港工作。
類似的說法，記者從張小姐口中也聽過：「因為這個時勢『唔穩陣』。因為之前可能想過會生小朋友，但現在社會太複雜就不想生，生了我也未必可以好好養育他、給他好的環境。如果要生我會先移民，讓他有比較好的環境……香港沒以前那麼安全、那麼適合生活，好像很大壓力，好多事情要比較、要競爭。不是適合小朋友成長、開開心心的環境。」
住屋問題也是張小姐憂慮來源。她曾打算置業，甚至計劃未來二十年的生活，「但現在這個時勢就可能未必會在香港買。擔子算是輕鬆了，因為不再考慮買樓。就算我要買，可能去泰國或者台灣那些地方買，多於打算在香港買。投資或者準備未來有機會移民過去。」
張小姐和陳先生異口同聲的憂慮，或多或少反映了新晉中產的不安，他們甚至不想在當下的香港落地生根，而主因在於他們對「2047」的預判—認為當下的民生和政治問題難以解決，而未來的香港只會愈變愈差。陳先生說，「2047」不是一個單一節點；換言之，他們看到一直積存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時不時會因為意識形態之爭變得高度政治化，正如張小姐指「在這幾個月之前我都覺得香港是ok的」。陳先生又說，「2047一向都擔心，但直到這一兩年才真的打算走。現在這個政府這麼『癲』，警察這麼『癲』，真的『搞唔掂』」；他未必是單純以政治化的視角看待社會問題，但其說法也不無道理—可能正正因為當局過於官僚，沒有嚴密思考社會政策背後的政治含義，更沒有整全的結構性改革思維，才會種下禍根，直至民怨藉政治爭議大爆發，市民自然也對政府愈來愈沒有信心。
「移民」並非張小姐或陳先生這些新晉中產獨有的想法，在反修例風暴下，香港又掀起「移民」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近月發表「移民」民調，有42%受訪者自稱有移民或移居外地的想法，當中有近一成人已有所準備，該兩項數據均創近三年的新高。調查結果還顯示，首四位令人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是「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社會撕裂嚴重」（27.9%）、「香港政治不民主」（21.5%）、「不滿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獨裁／對中央政府沒信心」（19.5%），以及「香港居住環境擠迫」（19.1%）；而「目的地因素」則為「居住環境較寬敞」（28.8%）、「自由／人權狀況較好」（21.0%）、「空氣好／較少污染／寧靜」（15.3%），以及「政制較民主」（13.5%）。簡單而言，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為政治和居住環境而籌謀離開香港，而相較前三年的民調，政治因素首次成為三大主因。
無人受益 須結構性改革
據警務處的資料，自6月開始，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申請比去年大幅增加：7月有3,049宗申請，按年上升41%；8月有3,649宗申請，按年多54%；9月有3,597宗申請，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多。這張「良民證」是移民的首要條件之一，而由於香港居民不需向政府申報離境目的，保安局只能根據「良民證」的申請宗數評估香港移民外國人數。過去十年，該數字徘徊在6,500至8,300人不等，對上一次預計有超過一萬人移民離開香港是2006年。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是港人最愛的移民目的地，近年台灣也成為大熱，每年有約1,000人申請。
由於當局沒有確切的移民人數，我們也無從得知移民者的背景資料或階級狀況。但是，循正常合法途徑的移民，從來不是一般基層的選擇，以移民條件相對寬鬆的台灣為例，移民申請人需在台灣投資逾600萬新台幣，才可以合法居留，之後要再坐一年「移民監」。這個移民條件是什麼概念？600萬新台幣相當於150萬港幣，算是足以置業的首期。所以，移民從來不單止是一個人口流動問題，還是一個階級問題—只有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投資移民）或者文化資本（升學移民、專業移民）的人，才可以「奔向理想之地」。
有能力的人可以走，沒能力的人就要留下來承受中產所講的政治問題、教育問題、住屋問題。這說法很殘酷，好像基層就應該要承受更多社會問題，但現實是，那些被寄望能引領香港走向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的中產精英們，當他們透過這套社會結構向上爬後，卻似乎忘記了民間疾苦，反而致力維護這套扭曲了的社會秩序，而面對危難，他們的首選則是退場。
當中產的增長率放緩，而中產內部的競爭加劇，即使年紀輕輕便月入三萬，其晉升空間也比十年前收窄不少，沒有多少人能預見自己將來可以擠身月入十萬、八萬的行列。與此同時，在經濟欠缺新增點的情況下，就業市場根本未能更好地吸納高學歷人群，導致學位貶值，「碩士」或「博士」都不再吃香。中產內部已現瓶頸，上一代中產擔心下一代未能延續其社經地位，而下一代中產則沒有扭轉結構性困局的打算，而是計劃離開香港，另覓新天地。
當結構性問題沒有被合理地被解決，中產的不安就會流露到其他地方，這可能是極端右翼的排外或階級矛盾，也可能使人心生離意。談到對未來的擔憂，陳先生說「擔憂沒有意思」，因為他的擔憂沒有辦法解決。換句話說，連靠這套遊戲成功的中產階級和精英，都不相信這套遊戲了。
若要談合理的解決方法，可能要問香港應實踐怎樣的階級政治，又應如何確保不同行業都能創造相對平均的中產待遇。歸根究柢，「香港經驗」、「中產夢」需要被重新編寫，因為我們不可能再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經濟發展就能造就一大班中產，而重大的社會政策諸如房屋和教育等，都不能再以中產為最大受益者，而是應該令所有階層同等受益。以房屋問題為例，幾乎人人拼死都要上車，因為香港根本沒有任何令人有信心的保值投資，打工或退休都沒有足夠保障。中產或基層需要的不是一次性退稅紓困措施，而是大刀闊斧的財富再分配，就算派糖，派的也應該是結構性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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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不安的新晉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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