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對英殖時期的「懷念」從何而來？
「『以前的香港』是什麼時候？這個問題很明顯，當然是在說港英時代。你在香港搭taxi，隨便問那些上了年紀的的士司機，是英國殖民比較舒服、比較好，還是現在的生活比較開心？十個有九個跟你說是英殖時代，這跟世代沒有關聯。」鄺健銘認為，年輕人會有港英時期比較好的想像，不能忽略長輩對英殖的論述，而很多經歷過殖民的上一代，同樣會認為現今的香港已經走了樣。
承接上文：港英「黃金年代」背後 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
鄺健銘提到了在澳門任教的學者黃兆輝—他曾出版兩本著作介紹港英「英式士大夫」的有禮管治風格。「還有原本是建制派的劉夢熊，他後來也反（前特首）梁振英，也認為中共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是會毀掉香港的，所以我要強調，如果把焦點放在世代矛盾上是看不懂香港的。」他表示，「一國兩制」的客觀效果就是令香港人很清楚的理解到，自己跟中國是不一樣的，而在日常生活經驗也都在告訴香港人，英殖的遺物都比中國好。「我們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護照，新聞經常都在強調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國家超多、但中國護照（獲免簽的）卻很少；然後每天有一堆精英告訴你，香港的核心價值、競爭力來源就是我們的司法獨立、法治自由，每天都在告訴你這就是香港變強的原因，就是香港的歷史脈絡。」
鄺健銘認為，香港的情況很像台灣「228事件」的背景，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代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不久便指摘台灣人被殖民時代奴化，必須進行中國化來培養愛國意識；然而，不少台灣人卻認為日治時期所帶來的現代化建設，以及文化、禮教、法治等層面，其實都遠比「中國化」先進—他說，香港現在也面臨差不多的情況，「社會記憶就是這樣傳承給年輕人，長輩告訴你香港原來怎樣、成功來自什麼、英殖留下什麼好東西、它們正如何被慢慢消滅、被中國化，他們覺得原本的東西比較好啊。」「英殖模式」VS「日殖模式」在《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開頭，鄺健銘引用了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一席話：「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力，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發展民主，建立富與愛心的社會，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但他認為，對香港人來說，主權移交中國後，香港並沒有徹底解殖。
「英殖管治比較放任、比較重視人類學的風格，因為英國文化很重要的一環是保守主義，他們很尊重當地的風俗傳統，基本上你不去弄他，他也不會來搞你。」鄺健銘提到，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兼教育家小思曾說過，港英政府對文化發展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要求人人遵守，而英國身為商業帝國，管治目標之一便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以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的原貌，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成本。但在鄺健銘看來，回歸後的香港，令他聯想起日本帝國管治的殖民地樣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為什麼會擴張？背後的推力就是國家安全，他們覺得自己被很多敵人包圍，非常重視對殖民地的絕對控制權。」鄺健銘表示，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英國顧問卡庫德（W.M.H Kirkwood）曾建議毋須動用大筆資源讓台灣人學日語、推行同化政策，而應保留當地文化，以節省管治成本，但日本並未採納，而是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非為殖民地而確為一省」的同化模式更感興趣，決定把國家權力完全延伸到當地，以避免治外法權、防止殖民地出現不利宗主國勢力。
「現在的中國跟以前的日本一樣很重視國家安全，什麼嚴密控制，這跟香港人所認知的『自己和中國人不一樣』的情況有所碰撞，為什麼會有中港矛盾？為什麼大家會覺得現在跟以前不一樣？這個印象對我們理解香港是否『仍未解殖』的問題，有很大啟發。」在鄺健銘看來，以「國家安全」思維主導的管治模式，與中央治港相若，同樣傾向以同化與延展國家權力為重心，而尊重本土文化風俗與傳統政治已變為次要。對此，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也有相同看法。「英國跟日本的管治方式完全不一樣，日本是本土的延伸，英國是殖民地的概念—不是英國的一部份，所有東西都不太一樣，我也不要你做英國人，你不需要參與，也沒有責任。在我們還沒有代議民主之前，政府與民眾之間就靠本土的精英做中介，做不了也無所謂。你說香港人是不是比較喜歡這種模式？應該說是比較習慣吧。」
然而，香港人也並非一開始就非常接受英殖統治，例如在民國時期，香港的民族主義非常強烈，許多人將香港視作民族主義的基地與港英政府對抗。1925年6月18日受「五卅慘案 」觸發，廣州及香港兩地的工人，曾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發起長達一年四個月、有十多萬人參與的「省港大罷工」，對帝國主義統治表達強烈不滿。但中國爆發內戰後，「中國認同」分成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人馬，民族主義的能量也因而減弱。趙永佳笑說：「這些人自己都打起來了，哪有空打英國人？像我的外婆是共產黨，我的爸爸是國民黨，你很難形成一種對抗英國的『認同』，所以港英政府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你不搞我，我就leave you alone。」港英政府如何「聰明」地管治？但趙永佳強調，港英政府在經濟上沒有着墨太多，但花了不少工夫維持政治穩定。例如，新界原居民的民族主義最為強烈，至1899年英軍接管新界時，引起原居民恐慌及反抗，與英軍奮戰六天，最終傷亡慘重。事後港英政府並沒有嚴懲原居民，反而容許戰死的鄉民葬於公墓，後來更把「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改組為舉足輕重的法定諮詢機構「鄉議局」，以改善與原居民的關係，並把代理人安插入鄉事派的權力核心。
「以前鄉議局裏面，姓鄧的人數最多、土地也最多，是局裏的大宗，最反抗政府。後來港英政府就把一些出身於荃灣、沙田等新界邊陲，原本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人推到前台，用來打倒姓鄧的。到『六七暴動』的時候，鄉議局還發聲明譴責左派。」除了政治收編，趙永佳還感慨，「港英政府確實是聰明啊，很多事情不會主動去弄你，處理事情也很有彈性。」他提到，每逢社會有大事發生，港督就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馬上為事件降溫，「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也是，警察一上街抗議，他就說1977年以前的所有貪污我都不理了，這是法治嗎？其實這沒有法治，但港英政府就是會這樣做，他會很實用主義地找解決辦法，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相較之下，趙永佳認為現在的港府包袱過重，常把問題訴諸於「民族大義」、「國家安全」，總強調自己在「do the right thing」，但當政府為自己套上這麼大的「緊箍咒」時，便難以回應大眾訴求。
「香港人最看不起的不是你很奸詐、很壞，我們無所謂的，因為人就是這樣，但我們最看不起的是什麼？就是你蠢，港府這次真的很笨嘛。你說《逃犯條例》要快修是為了移交殺人犯，結果台灣政府一回應就把你K.O了，合法性跟迫切性都沒了。」趙永佳笑說，港府最擅長的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毫無政治智慧，才導致港人上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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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