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專題】敘利亞如何從德國戰後經驗 踏上重建之路？
試想像香港成了一個戰場，旺中、朗豪坊至半島酒店淪為瓦礫，整條彌敦道被淹沒在塵土之中，戰爭摧殘的除了是建築物，更是人民回憶的實體依據。
伊拉克早前從ISIS手上解放了摩蘇爾，舊地已經面目全非；仍在內戰之中的敘利亞城市如阿勒頗及霍姆斯，同樣遭受毁滅性破壞。一個城市如何從灰燼裏重生？《香港01》記者採訪了一位敘利亞建築師，了解他重建家園的抱負。
談戰後國家重建，首要了解的是重建鄉郊比城市輕鬆得多，因為只要戰事稍為平靜下來，鄉郊居民都可着手重建房屋，但後者所需的規劃複雜得多。把廢墟變回城市的過程大致可劃出三個步驟：掃走街上的瓦礫，清理出道路；把瓦礫移離城市，盡量將瓦礫回收作建築材料；開始重建工作。聽起來很簡單，但可能要花上數十年。
戰後法蘭克福 收拾斷瓦殘垣花十年
德國二戰後的重建經驗，值得敘利亞或其他戰後城市參考。當年英美聯軍的地氈式轟炸，德國多個重要城市達八成的歷史建築物被夷平。以法蘭克福為例，原來的55萬人口銳減至23萬，市內逾17萬戶住宅中約有9萬戶被毁，造成多達1,700萬立方米的瓦礫。當時的瓦礫實在太多，起重機再多亦不夠用，市民便團結起來，更要不分晝夜地徒手搬運及掃除瓦礫。
直至二戰結束兩年後的1947年底，共26公里路面瓦礫才能完全清走，平均每日清除速度約1500至3000立方米。瓦礫不會被全部棄掉，有部分可重塑成磚塊等材料，足夠用來興建10萬戶民房。法蘭克福戰後的瓦礫清理及回收過程花了近十年時間，重建工程亦同時展開，當地瓦礫回收廠直至二戰結束近20年後（即1964年）才正式停產。
瓦礫是材料 也是人文載體
單是瓦礫清理已花上十年八載，千瘡百孔的城市要重建起來固然長路漫漫，何況背後還涉及眾多問題。遊歷過德國的人，不免覺得它總缺少一份其他歐洲城市所散發的古典美及歷史感，市內卻盡是保養不佳的現代化建築。如何在現代化與復古之間找個平衡點？德國人為這問題爭辯了數十年，甚至近年仍有要求復建舊式建築的聲音，令重建工程在這72年來從未間斷。
回收而來的瓦礫有些作建築之用，亦有些被刻意保留下來，讓人毋忘戰爭教訓。柏林有一座80米高的小山丘Teufelsberg，德文解作「魔鬼的山丘」，是二戰後由柏林移除的7,500萬立方米的瓦礫堆積而成，至今壓在一座仍未建好的納粹軍事學院之上。
至於當年在聯軍轟炸下的斯圖加特（Stuttgart），全市超過45%被毁，150萬立方米的瓦礫就被堆到一座市內高山Birkenkopf的頂峰，「長高」成為現時全市最高點，那兒更插上以廢鐵造成的十字架（下圖左），同時也是看日落的絕佳位置。此類瓦礫山遍布德國各地，以作悼念與叫人銘記教誨，是重建過程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少建築師都強調，不可徹底消除戰後瓦礫，因每段歷史都為城市刻下不同的人文層面，城市就成了人類記憶的重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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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建築師：重建豈止建築？
德國與敘利亞情況不盡相同，但部分城內的受毁程度不遑多讓。敘利亞建築師Mohamed Al Mufti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在2012年由大馬士革遷至貝魯特，自此進行眾多有關城市重建的研究。Al Mufti指出，戰後重建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假設戰爭全面結束，第一階段是建構和平（Peace Building），重塑社會安定及經濟穩定，為期大約三至四年；第二階段則是實體建設，為期七至十年。《香港01》記者問Al Mufti，要重建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他認為是居住者（inhabitants）與社群（social fabric）。
其餘要考慮的還有內戰之後採取什麼政治體制、人口宗教比例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新城市如何建成。Al Mufti又指，重建社會初期的首要條件是公共空間，而且必須讓當地人能在最低干預下生活。留下來的人先在公共空間交流，從而共構和平社區，產生貿易、教育、文化等各種服務及活動。有了穩定的社會，才能夠重組議會、市政府等機構，吸引人民回來居住。
公共空間可以凝聚社會，在戰爭裏則是一種戰略手段，大型廣場在革命爆發初期成為民眾聚集示威之處。以敘利亞霍姆斯的鐘樓廣場（Saa Square）為例，政府軍重奪該市後也進佔廣場宣示主權；內戰期間，政府軍又刻意轟炸一些公眾空間，包括市集、麵包店、學校等，目的就是要防止反對派人士凝聚起來。因此，城市重建的首步是給予民眾一個公共空間，讓大眾自由交流、做買賣，只有這樣才會塑出社區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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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來的「中東巴黎」——貝魯特
越過大馬士革以西的邊境，鄰國黎巴嫩由1970年代至1990年代經歷15年的內戰。素來有「中東巴黎」美譽的首都貝魯特在內戰中被摧殘，珍貴的羅馬式及馬木留克式建築只剩下破樓房與瓦礫堆。20多年轉眼過去，市中心重建差不多完成，但批評聲音不絕，成了戰後城市的反面教材。
這是因為戰後重生的貝魯特，城市發展只着眼於經濟方面，欲與一眾富有海灣國家的大城市競爭，於是大力推動金融、商務及旅遊業。Solidere是當地五年前的一個市中心地標，復修的古建築加上玻璃幕牆的摩天大廈，還有名店大街、露天咖啡店、酒吧以及戲院，是上屆政府構建的高檔聚腳點，唯獨缺了一點人氣。
貝魯特的舊影子不復見，卻只有人工雕琢的歐式建築。藍色霓虹燈打在純白外牆上，高級住宅單位多半空置，都是有錢人買來作投資，一到晚上這區便冷清清。不少人把責任歸咎於本身是億萬富豪的前總理Rafiq al-Hariri，Solidere是其創立的國家附屬企業，連新地標的建築方針似是為了吸納外資及討好遊客，丟失了古城的靈魂。走出市中心更見建設貧乏，公共交通系統幾近絕迹，公共房屋少之又少，黎巴嫩近年更因為廢物處理危機登上國際頭條，市內垃圾桶無人清理，河道亦堆滿了垃圾，問題拖延至今未解決，恐怕進而污染地中海水質。
公共空間—社會民主的溫度計
Al Mufti定居貝魯特五載，他形容該市混亂而不受控制，是一個胡亂重建的實例。記者跟他談及Solidere，他就把公共空間比喻作一枚量度社會民主的溫度計，並說：「即使設計出最有趣、最強勁的公共空間，若它沒有塑造出集體主義及公眾使用的文化，也是未能達到目標。」他又表示，如何在保留舊貌與重新建設之間取得平衡，是複雜的問題。文化需要進步，以切合現代日常需要，從大多數戰後城市經驗來看，依戀舊物或重建歷史建築都是次要，重點卻在於城市癒合，如為新一代建構現代化校園。
記者問Al Mufti，若有天回到大馬士革，希望城市會變成怎樣？他形容，內戰前的大馬士革充滿活力，演唱會、藝術展覽、節慶活動、餐廳及酒吧成行成市，旅遊業迅速發展，私營銀行及政府設施充裕，不過開放背後充斥貪腐問題，「不論文化還是商業活動，或是工業，政府當局都在背後操縱。若想開一間戲院，你必須熟悉特定圈子的人。基本上，想在城裏達到某程度的目標，你需要行賄及受賄。」
對於這位建築師而言，他最希望敘利亞「重建」的是一套廉潔制度，確保社會每一分子都享有公義與平等，「作為一位市民，一位建築師，這是我最瘋狂的願望。」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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