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籍漢疫情滯港被迫流落街頭　睡覺仍穿西裝：我是訓練有素的商人

一名有着深邃的五官與黝黑的皮膚、身穿鈕扣襯衫和正裝西褲的中年男子，斯斯文文地走到大角嘴橡樹街29號社區中心。他放下細軟，安坐於梳化上，在這地方渡過一天中大部分時間。在這裏，他得到兩頓熱飯和無線上網。他可以放鬆自己、閉目養神，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每晚7點前，他便會靜靜地離開，去附近的公共浴室洗澡。梳洗完畢後，他會坐地鐵回到尖沙咀，並在文化中心附近過夜。這位先生叫Luke（化名），他是來自澳洲的商人，有着剛果血統。兩年多來，Luke因為新型肺炎疫情被困在香港。現今他是一位無家者，一星期有六天在街上休息。即便如此，Luke每天都穿着襯衫和西裝褲。 Luke說：「我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商人，沒有人能阻止我成為一名商人。」即使正值炎夏，Luke仍然穿着同樣的衣服。即使在Luke睡覺的時候，他也穿着他同款的襯衫和西裝褲。或者這正代表Luke堅守的信念及希望；我們知道他正與現實、及無家的生活持續抗衡。

同路舍無家者系列之四

撰文：鄺煦洋 （同路舍社區中心高級主管）、吳兆康（註冊社工，同路舍項目經理(個案工作)）

Luke於2000年來港從事長期業務，主要是負責向中國商人推銷並投資非洲的基礎設施。近20年來，事業及生意進展順利，他經常往返非洲和中國，帶中國商人到非洲推銷生意。他本以為可以繼續努力，做一個稱職的商人，並樂在其中地發展事業。但好景不常，從新型肺炎肆虐，中國關閉邊境那刻開始，Luke的人生起了莫大的變化。

2019年底，Luke從非洲飛抵香港。他的合夥人先返回中國，Luke則留在香港整理商業文件，預備大展拳腳。不久後疫情爆發，中國迅速關閉邊境，Luke和他的商業夥伴認為這只是短期措施，亦抱持樂觀的態度面對，但隨着日復日的等待，他察覺到邊境的關閉似乎了無盡期。Luke開始感到擔心及徬徨。因為他絕大部份的積蓄都在中國，但礙於中國奉行當事人親自提款政策，他無法提取一分一毫。而因基本食物及住宿需要，他餘下的金錢已所剩無幾。數月後，Luke再沒有金錢繼續支付他在香港的住宿費用，並開始無助的無家生活。就在那時，同路舍的一名義工在尖沙咀碼頭遇到了他，並轉介他到同路舍的緊急住宿服務尋求幫助。

受限中國親自提款政策　在港花光積蓄

Luke在滯留期間見盡了香港疫情中的高高低低。不但是市面蕭條的經濟、大眾生活模式的變化，就連機構的服務也大受影響。從暫住宿舍搬到較安全的單人房，從興趣班組開辦到所有聚會暫停，從中心堅持開放服務無家者，到疫情大爆發時需轉成有限度服務， Luke都經歷過。 縱然活動班組斷斷續續，但Luke亦會盡力參與其中。他遏力嘗試各種方法從中國提取他的個人積蓄，可惜當事人親自提款政策卻從未改變。無論外在環境如何不理想， 有一個身份Luke並沒有放棄過──商人的身分。他不斷想方法看看是否有任何可行的商業機會。

他每天都會到中心使用上網服務。縱使他無法出走到其他國家，他依然設法與世界接軌。他緊貼時事，緊貼地緣政治，不斷尋找商業機會。 他甚至嘗試涉足中國和非洲之間的採礦業務。但由於疫情的限制，業務陷入停頓。Luke用盡了努力，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敗，不斷讓他萌生放棄的念頭。但他回想起1984年第一次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生活條件更加惡劣，他仍能成功過渡，又再次堅持下去。過往的成功經驗加上身旁出現不同人的支持，為Luke打下強心針。就算世界上的一切與Luke作對，他絕不會放棄，會繼續盡力而為。

坦言從沒要求留港或尋求福利

一年後，Luke選擇離開同路舍的住宿服務。憑着在逆境下鍛煉起來的意志，Luke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現在Luke仔細預算支出，這樣他就可以每周支付一晚旅館的住宿費用，可以洗衣服，可以好好休息。剩下的晚上他都在文化中心外面休息，並會回到同路舍的社區中心和街坊們共度一天， 有溫飽的兩餐。他晚上在公共浴室淋浴，每天周而復始。Luke 最近在香港入境處的幫助下接種了他的第一針肺炎疫苗，並正獲得香港政府延期簽證。

此外，Luke表示他從沒有要求留港或尋求福利，他認為自己從商計劃還沒有結束。他清晰知道自己只是因外在因素而滯港，他不想血本無歸地回到自己的家鄉。Luke不祈求他人幫助， 反而常為他人設想。他知道自己的情況已比其他無家者好，所以婉拒了繼續接受服務，好讓其他更有需要的無家者得到適切的照顧。他堅定地對我們說：「待病毒消亡、或病毒共存後， 各地恢復通關， 我定必重回自己喜歡的商業工作，繼續追求自己珍而重之的身份。」

疫情下滯港者增加、連帶成為無家者的數字上升

在2020年疫情期間，同路舍接觸及介入的滯港者數字上升，尤以封關的原因回不到中國內地佔大多數，當中有上述個案，即本在中國內地行商的、或以香港作中途站的外國人，亦有4萬多名拿雙程港來港的內地人士，他們大部份是持「探親」簽證赴港，但因疫情爆發，一直被逼逗留在港。他們都因沒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香港身份證，亦不是尋求庇護者。在封關的時候無法得到足夠援助及資訊、在香港缺乏工作機會、加上失去援助期間，進而成為了無家者。

當然，疫情是導致這群弱勢社群出現的主要因素，但同時可以看到，缺乏適當的對應政策亦會加劇問題，包括朝令夕改的封關、防疫及檢疫政策，讓這群本已不理解香港狀況的滯港者更難得到適切的協助。社福機構為着這些群體提供了補救性的服務，但真正徹底處理問題的關鍵在於整體社福政策是否考慮周詳，會否就這群體的出現提供足夠的服務與支援予他們。這群滯港者本因着不同的因素來到香港，卻無奈地被忽視，更甚成為了無家者，雖然不同的機構及有心的市民已繼續為無家者提供服務及支援，但更重要的是，在位者必然要持續和弱勢溝通，諮詢無家者、持份者，才可更全面了解整個無家者光譜及需要，提供適切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