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不分新舊港人的「現代領土經濟體」

來稿作者：伍俊飛

今年年底，第一批循高才通項目來港的人員將屆滿兩年續簽期，特區政府已經開始檢討和完善該政策，並根據市場和社會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引進人才政策。由於參與高才通項目的人員以內地人為主，社會和政府對政策的反思令「新香港人」一詞再度頻頻出現在主流和社交媒體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因為我們很少聽到「新深圳人」「新倫敦人」「新紐約人」等類似說法。我們認為，「新香港人」的稱謂，既缺乏政治智慧，也與政治理論和實踐脫節，會加劇社會認同混亂，不宜繼續廣泛使用和傳播。

當今世界，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形式和內容都在發生嬗變。在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世界主要由「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組成，包括城邦國家、領主國家、帝國、宗教國家等形態，而民族國家體系在十七世紀才出現。1648年10月歐洲國家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標誌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目標是承認和建構「民族」觀念，構建 「民族國家」，塑造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的一致性。

民族國家對人類文明的進步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它開啟和加速了歐洲的現代化進程，也為後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提供了思想和制度武器。民族國家成員效忠的對象是提供共同認同感的「民族」，而這種認同感的主要是傳統的歷史、文化、語言或共同的社會體制，這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個體主義精神開闢了道路，引領歐洲國家走出了混亂和愚昧的中世紀。

然而，民族國家在上世紀末受到嚴峻挑戰。一方面，現實世界很少存在像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大多數國家是由多民族構成的政治實體，而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對廉價勞動力的渴求使得大量來自亞非拉的移民進入歐美國家，包括大量不認同西方價值觀的穆斯林人口，這導致西方國家發生以「911事件」為標誌的價值觀反抗運動；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出現如火如荼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主張去中心化、多元化和非理性主義，這對民族國家體系支持的單一認同、單一價值觀、文化權威等帶來毀滅性衝擊。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民族國家的實踐發生了深刻變化，即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開始向「領土國家」回歸，重新成為多民族、多語言、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政治實體。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本世紀初迅速成長起來的臺灣獨立運動，還是2019年發生的強調本土認同的香港社會運動，顯然都生不逢時，是違背世界大趨勢的思想潮流，而西方國家對其的支持，屬於典型的雙標行為。

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現代都會，其發展自然應該與世界成長的脈搏相契合。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但類似于西方向領土國家的辯證回歸和螺旋式進步，理應轉型為一個「現代領土經濟體」（Modern Territorial Economy），拋棄所謂新舊港人思維，以開放的心態和胸襟，熱情接納更多不同語言、更多不同文化、更多不同價值觀以及更多來自不同出生地的人才。

香港市民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通過改革開放，努力把香港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我們都在統一政治管轄和治理之下。不管市民來自何方，一旦其獲得合法居留權，就應服從特區政府的管轄，無論其對政府的認同程度如何。我們不論擁有多麼不同的價值觀，都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市民不僅要盡到繳稅義務，也要在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保持平衡，不能為了私利阻礙社會整體利益的發展。

面向未來，香港市民宜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反對分裂，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堅持獨立的普通法體系，維護社會秩序，限制權力擴張，保護個人自由和資本權益；堅持自由與合作的資本主義，推動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鼓勵文化多樣性，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閡、文化互鑒超越文化優越。這實際上就是政府與社會、資本與勞工合作共贏的香港命運共同體建設。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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