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兩制」的本質是差別與互補

來稿作者：伍俊飛

二十屆三中全會後，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大張旗鼓地為改革鼓與呼，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轉折的前兆。中央為香港改革指出的方向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其中「有中國特色」指的是「一國」，「香港資本主義」指的是「兩制」。我們對「一國」的內容已經形成共識，並且有了《國安法》構成的制度性保障，但對「兩制」的內涵仍然未有清晰而具體的結論，需要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摸索。從頂層設計的原則來講，香港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是對立統一體，也就是說，「兩制」的本質是差別與互補。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返本開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賡續我們的精神命脈，正所謂「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2000多年前，中國出現了老子、墨子、楊子、孔子等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觀念建構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而其思想的共同根源是更早出現的包括《連山》、《歸藏》和《周易》在內的三部《易經》。作為中華文化的聖經和總源頭，《易經》通過陰陽五行和八卦學說，建構了中國特色的辯證法哲學體系，這與後世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講的辯證法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規律是契合的。

從《易經》角度看，香港資本主義和內地資本主義就是一對既有差別又互相補充的陰陽關係。二者對立統一、消長平衡、互根互用、互相轉化，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內地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制度關係，表現為陰與陽的性質和特徵相反，同時二者又相互依存、合為一體，香港資本幫助推動了內地的改革開放，而內地的工業化進程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內地社會主義和香港資本主義不存在誰取代誰的任務，而是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中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如果一方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問題，那麼另一方就會伸出援手，積極扶持，維護相對平衡狀態。內地社會主義和香港資本主義存在互根互用的合作與競爭關係，二者通過合作共同付出努力和資源來實現共同的目標和利益，通過競爭來發展自己的優勢和能力。內地社會主義和香港資本主義互相學習各自的優點，取長補短，相互轉化成為發展的動力和資源，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進步。

「兩制」的事實和制度安排幫助中國擺脫了不少困境，尤其是有助於解決一些關鍵的金融難題。經濟領域存在一個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論，即在金融政策方面，貨幣政策獨立性、穩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可能兼得。為了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內地長期對資本自由流動加以約束，而香港則選擇聯繫匯率制，放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事實證明，這種金融制度安排令兩大經濟體揚長避短，良好規避了「不可能三角」困境。有了香港的存在，內地可以謹慎地推進中國金融業現代化，有條不紊地實施管道式開放，緩解「不可能三角」的負作用，使內地央行能夠在歷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有了內地強大金融資源作為後盾，香港能夠自信地應對國家金融炒家，維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所以，保持和培育香港資本主義與內地經濟的差別至關重要。當然，世界在不停地發展，香港資本主義也不能裹足不前，而是應該追求和落實良性的現代資本主義。良性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符合起碼的原則和標準。第一，企業家合法地佔有和運用生產要素組織經營活動，包括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數據等，其財產得到法律的保護；第二，自由競爭和開放的市場，政府或者社團不能對市場施加不合法的限制，更不能允許任何壟斷的存在；第三，不斷創新和升級換代的技術，任何政府、財閥、社團、個人等都不能基於私利而反對能夠提高社會全要素生產力的技術進步；第四，維護良好營商環境且可以預期的法律體系，令企業家能夠放心地對未來發展做出理性規劃；第五，政府為社會成員創業和創新活動提供支援，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政府和企業都不得侵犯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

如果把這些原則和標準精煉一下，那就是維護個體自由，包括個人自由、企業自由和其它法人自由。良性資本主義需要強政府，但政府必須是服務型主體，而不能指揮市場、指揮市民社會；政府不能禁止「思想市場」和「政策市場」，自由思考是創新和創意的基礎;政府不能破壞個體主義價值觀，因為只有在個體主義價值觀上才能實現勞資平等合作，才能鼓勵有天賦的人才和能人不斷湧現，帶動社會的科技發展、文藝發展和經濟發展。英治香港最大的成功之處在維護和促進了個體自由，當年的香港社會不民主但享有自由，這是香港成為發達經濟體的最根本原因。

當今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數量不多，中國面對的現實是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崛起，尤其要面對英美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而我們國家主體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階段非常短暫，因此，國家和社會都需要進一步增進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的瞭解。作為中國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香港有責任在「一國兩制」中扮演內地社會主義的競爭對手，就像體育項目中的「陪練」，成為內地社會主義的強大補充力量。比如說，香港可以有意識地做一些內地不能或不適合做的事業，包括吸納那些不適應內地體制和文化但熱愛祖國和中華民族的科技、文藝和經營天才。設想一下，如果張首晟、吳瑛等科學家有機會選擇在香港工作和居留，那麼他們也許會有更多歲月為中國、為科學界做出貢獻。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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