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讓發展和治理型改革齊頭並進
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並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要實現中央提出的這四大目標，香港就必須開啟全面深化改革，處理好「發展—治理」的關係，平衡左右，同步推進，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
來稿作者：紫荊黨政策研究院
當前香港社會面臨的核心任務就是體制改革，既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發展；又要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盡快解決歷史積存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優化政府、市場、社會與市民之間的關係，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改革目標：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
正確認識當前香港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是我們制定各項政策的根本依據。自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以來，香港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英治香港——香港特區1.0——香港特區2.0。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強迫清政府先後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佔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在內的中國領土，即現在整個香港地區。在英治時期，香港經濟獲得長足發展，逐漸從一個邊陲之地成長為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尤其是二戰以後，香港不僅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更成為全球性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
「香港特區1.0」指的是自香港回歸到香港國安法頒佈的時期，從199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這23年內，香港經濟規模從1773.53億美元擴大到3449.43億美元，GDP總量約翻了一番。在此期間，香港結束了英國統治，在特區政府的摸索下，香港依法落實高度自治權，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經濟繼續穩步增長，政治上獲得正反兩面的經驗，成為中國一個名副其實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2.0」是指從國安法頒佈以來的香港。為了結束香港前幾年的社會動盪，全國人大於2020年6月30日頒佈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面對2019年「修例風波」給香港法治、社會秩序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帶來的嚴峻挑戰，特區政府堅持依法治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維護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一國兩制」重回正軌。現在的香港與過去最大的區別，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有效落實，香港社會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開始全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
回顧歷史，「香港特區2.0」是中央帶領香港社會擺脫殖民主義、建設中國香港的跨越式新階段。展望未來，「一國兩制」和國安法令我們擁有了開啟新征程、實現更高目標的堅實制度基礎，解決困擾社會的安全問題為香港現代化建設排除了障礙。特區政府宜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提出的「八大中心」定位以及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香港提出的四大目標，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明確未來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改革的頂層設計，實際就是對未來香港改革的整體謀劃，也是從全體市民的利益出發，對制約香港未來發展與治理的全域性、關鍵性問題進行頂層判斷，提出解決的整體思路和框架，以此作為規範各類具體改革的標杆，作為制定具體政策的依據，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風險，確保改革的順利推進。頂層設計需要契合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深入瞭解經濟社會實際情況，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從理論角度而言，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是國家統一和發展大局與香港社會實際和自身發展要求相結合的產物，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歷史演進必然性和發展階段性的統一。香港當前所處的新發展環境，既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也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演變的重要環節。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在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的基礎上，中央提出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戰略安排，即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香港有能力也有責任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背景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出現。香港的經濟騰飛得益於全球化，但也為全球化付出了巨大代價。香港之所以能在戰後數十年內取得高速經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香港與全球經濟的密切聯繫。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經濟起飛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其中香港獲益甚多，香港的製造業由此獲得高速成長機會，尤其是包括消費電子、成衣製作等在內的輕工業。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製造業面臨持續增高的生產成本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經濟體的競爭，本地製造商開始在境外尋找更加有利可圖的空間，工廠北移就成為其主導性生產策略，這導致香港逐步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基地轉變成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到了1995年，香港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
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轉變令香港經濟結構轉型。這一變化的直接結果，就是製造業縮減，金融服務、貿易及商業在本地經濟中佔據突出地位。經濟轉型雖然令本地經濟保持增長，但是就業結構轉變亦衍生了收入兩極化和長期性失業等社會問題。在全球化的發展中，往往引發出新的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分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並不是人人可享的，很多人與行業更會因而受損。這正是全球化爭端不絕的主因，其中弱勢群體的困難就特別突出。可見全球化帶來了社會分層的結果，令缺乏資源的社群更難以適應。香港政府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顯得較為被動，沒有很好地調控和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矛盾。
實事求是地講，香港從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中脫穎而出的路徑，是依靠個人創新的精神和實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務必貫徹以「個人創新為中心」的理念。社會進步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個重大問題。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和治理的成效乃至成敗。創新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從而促成新質生產力的進步，實現供給和需求的更高水準的動態平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就是構建這種「新組合」的企業家、科技人才和文創人才。
美國經濟為什麼總是能不斷從短暫低谷中實現爆發式發展？關鍵原因在於美國經濟具有強烈的全球化特色，善於從世界各地吸納富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科技人才和文創人才，推動美國資本主義體系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這種「新組合」，從而為資本和企業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個人創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沒有個人創新就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香港經濟沒有人口規模優勢，沒有集體技術攻堅優勢，沒有礦產資源優勢，也沒有國際政治優勢，香港只有盡一切可能發揮個體尤其是那些企業家、科學家、文藝家以及各行各業能人的創造潛力，才能在世界經濟舞台重現昔日盛景。上個世紀下半葉，香港出現過包括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帶大王曾憲梓、電飯煲大王蒙民偉、鋼鐵大王龐鼎元、電影大王邵逸夫等在內的企業鉅子，包括高錕、崔琦、丘成桐等在內的世界級科學家，包括金庸、梁羽生、黃霑、顧嘉輝、梅豔芳、張國榮等在內的文藝家。他們用自己的創造能力開闢了香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面對今日之困局，香港唯有培育社會個體主義文化，積極發現人才，尊重人才，鼓勵創新，以個人創新驅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由個人和社會共用，才能在世界舞臺與歐美等經濟體一較高低。
所以，香港不僅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更要營造人才自由成長的環境。對於有特殊天賦的個人來講，自由永遠是最寶貴的資源和生態。特區政府要完善人才引進制度，積極為人才鬆綁，放鬆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自由寬鬆的環境才能源源不斷地造就大批優秀人才，才能夠培養出能人和大師。對待人才尤其是天才人物，要有足夠的寬容，不要求全責備，不要竭澤而漁，不要論資排輩，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要讓有特殊才能的人有成長空間和用武之地。
自由的人才成長環境也有助於革除傳統資本主義存在的諸多弊端。傳統資本主義發展停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由資本主義蛻化成財閥資本主義、社團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孕育出一個只維護自身利益的特權官僚資本集團。只有那些敢於打破陳規的企業家、科學家、文藝家，才能發出號召，付諸行動，帶領市民顛覆傳統體制機制格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因此，對香港來說，推動個人創新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人才被埋沒、被排擠，無論是卓有成就的國際高端人才，還是來自基層的各行各業的能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個人創新能力,從而帶動激發和凝聚社會進步意識，香港才能實現良性代際更替和社會流動，打開大門讓社會活力得以充分釋放，成為新一輪全球競爭的勝利者。
發展型改革
在發展型改革方面，特區政府亟需接納新的經濟發展思維模式，為「一國兩制」和「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提供物質基礎。特區政府宜對中西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比較研究，檢討香港過往的得失，並積極借鑒內地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歐美發達經濟體為何能主導資訊技術革命以及為何能引領當前的人工智慧革命？自英國柴契爾改革和美國雷根改革以來西方經濟制度到底發生了那些重大變化？歐美資本主義為何能戰勝蘇聯取得冷戰的勝利？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年均GDP增速達到9%、經濟規模翻了40多倍，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在解決自身發展問題的同時，國家又是如何引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全球經濟治理新思路？作為小型又高度開放的經濟體，香港應該怎樣摒棄本土主義、部落主義、保護主義陋習？又該怎樣建立新的產業和經濟增長點？還該怎樣善用香港本身的普通法優勢，擴大國際化的廣度和深度，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回答這些問題有助於香港深刻反省既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勢與劣勢，對香港經濟現狀做出客觀的評判。
特區政府宜全面改組經濟管治機構，設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重組財政司所屬的部門組織，革新公共財政和經濟發展的原則和目標，厘定全新衡量發展好壞的標準，包括如何消除壟斷從而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如何確保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保持同步、如何轉化經濟活動成為社會資源、如何更好對接國家五年計劃。
就具體政策而言，目前特區政府已經開始著重抓經濟發展重點，有效提升國際競爭力，包括補齊高等教育中應用科技不足的短板，制定香港創科產業發展新戰略；強化法律體系建設，建設世界一流的投資和營商環境；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人工智慧技術革命中重構金融結構和市場生態，完善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積極發展虛擬資產，吸引全球資本等等。這些都是有益的舉措。
僅僅有以上舉措是遠遠不夠的，香港還需要儘快實施如下經濟體制改革措施：
1、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對現有各行業的牌照管理、監督管理制度進行系統性審查，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特別要對來自內地、海外和本地的企業一視同仁，由市場依據效率和風險雙重評估決定資源配置方向和領域，使企業能對要素使用做出合理決策，「入場」環節和「在場」環節統籌，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
2、推出反壟斷法，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大幅度放鬆監管，除了對為數不多的特定行業實行進入限制或經營活動管制外，其它行業和企業一律實現市場主體競爭地位中性，任何背景的企業都不能從免於競爭的保護中或者圍標方式中獲取特殊利益。只有讓競爭政策有效發揮作用，才能產生優勝劣汰的營商環境。
3、優化北部都會區建設制度環境。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特區政府宜簡化收儲土地程式，縮短收儲週期，擴大實際可開發空間和產業空間（當前北部都會區實際上總體只能增加約6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住宅和產業用地，用於科創產業發展的空間不足總規劃面積的1%）；加強香港與內地產業融合，實現香港與內地產學研體系整體上連通，通過市場把香港高校供給的知識產品化；實現包括科研物資、人才、資金、資料等要素雙向跨境正常流動。
4、利用內地的低要素價格優勢，參與內地生產要素全球配置。內地有大量的資源、產品、資金、技術和勞務等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和全球配置，跨境資源配置效率在國家總體資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香港可以憑藉天時、地利、人和優勢，既可以在內地建設製造業飛地，也可以與內地企業一同出海，從而在內地跨境資源配置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部分跨境資源高效配置，能有效提升香港全要素生產率。
然而，當前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掌握土地發展權。內地的改革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逐步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與此類似，香港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從土地發展改革突破。經濟產業政策和土地住房政策是香港經濟改革的一體兩面。特區政府向來把土地資源簡化為生財工具，人為製造「饑餓行銷」，通過供求失衡的價格扭曲放大土地收益，與利用高昂價格收購土地的發展商形成一種被牽引、被制約的關係，結果拱手把土地的供應、使用、規劃等工作和權力交給地產商，導致香港陷入房屋供不應求、產業無所發展、地區發展失衡的怪圈。特區政府應該依法掌控土地發展主導權，訂明政府在土地發展和住房供應的角色和權責，全面革新政府在土地徵收、開發、管理及買賣方面的流程制度和治理架構。特區政府可以設立公私合營的市場化、國際化開發性金融機構，在中央財政的擔保下向全球發行債券融資，與大量囤地的地產商協商，通過贖買的方式獲得大面積土地，儘快解決房屋和產業建設所需土地問題。
這一方案有助於香港實現從土地財政到土地金融的轉變。中央財政以公開擔保的做法，支持香港的開發性金融機構發行全球債券融資，可以募集數萬億港幣的資金用於購買香港土地和進行公共房屋以及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迅速改善民生和經濟，開發性金融機構也因此獲得良好回報，無需中央財政實際注入資金就能清償全部債務，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樣就形成「中央擔保-全球融資-城市開發-經濟發展-償清債務」的良性迴圈。這既能吸引國際資本流入香港金融市場，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包括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又能極大增強金融服務香港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順利將資金引向形成新經濟增長點的創科產業和關係到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北部都會區建設。在此過程中，也能為廣大香港青年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和廉價公寓。
治理型改革
在治理型改革方面，特區政府的重點任務是實現公平正義。2019年修例風波過後，中央持續呼籲香港改革治理狀況，以特區政府為首的管治團隊做出積極回應，出臺嘗試改變社會現狀的政策，但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區政府長期依賴既得利益集團主導的發展路徑，習慣了鞏固利益傾斜的社會結構，因此提高特區治理水準的效果尚需時日。
管治團隊中少數人仍然缺少對殖民主義的深刻批判和系統改造，而是傾向於採取避而不談的曖昧態度。他們普遍以為只要教條地延續單一固化的既有經濟結構就能維持香港的繁榮，甚至把貧富懸殊、階層對立、資本壟斷等問題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未能認識到要緊跟時代變化和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而善用積極的產業政策和分配機制有效促進香港社會經濟轉型。
管治團隊有必要先刀刃向內，自我革命，大膽破除殖民主義束縛。第一，推動去殖民地化，強化國家和民族意識，重構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體制；第二，全面深入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治國歷程，借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經驗，檢討原教旨資本主義的不足，激發資本的創造和創新能力；第三，確立「中國的國際化香港」地位，堅定不移地繼續推動國際化，發揮香港對於國家、地區、全球發展的先鋒作用，從亞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層面逐步重構香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
去殖民化過程往往是政治不穩定的時期。20世紀中葉，亞非拉國家紛紛從歐洲殖民統治中獲得政治獨立，成為新興主權國家，但過去幾十年的歷史表明，亞非拉社會無法擺脫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這些問題廣泛存在于被殖民地區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心理中，造成當地西方派和本土派的衝突。這給香港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提出了巨大挑戰。如何走出歷史的陰影，重新規範政府、企業、社會等多元主體的行為，明確各自權責，最大限度發揮協同效應，使整個經濟社會運行有規則可循，行為結果可預期，需要特區政府選擇嶄新的思維和實踐模式。
推進香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在機構設置上更加科學、在職能配置上更加優化、在體制機制上更加完善、在運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治理型改革是一項複雜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勞永逸，需要根據新的使命任務、新的戰略安排、新的工作需要，不斷調整優化政府治理體系，使之更好適應香港發展需要。
治理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精員簡政，既要裁撤不必要的公務人員，減少財政支出，又要突出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順應人工智慧時代的管治需要。同時，在金融管理、科技管理、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對機構設置和職責配置做出比較合理的設計和安排。這些調整是在分析香港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的解決方案。
推動香港治理改革，組織實施工作至關重要。要堅持不立不破、先立後破的原則，堅持有組織、有步驟、有紀律地推進治理改革實施工作。行政長官牽頭總負責，加強統籌安排，設立協調機制。治理改革觸及的問題較深，要謀定而後動，在工作部署和組織實施上要有機銜接、有序推進。要引導官員加強愛國愛港意識，顧大局、守規矩，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和個人進退留轉。當然，任何治理改革都要做到於法有據，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治理改革，立法機構要統籌做好相關立改廢釋工作。
總之，「發展—治理」是世界各國和地區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兩大命題，香港應該借助社會各界達成的改革共識，用持續的制度創新處理好二者關係，做到二者各自發力又相互加持，實現發展與治理齊頭並進。為了根治香港社會存在的體制機制頑疾，香港應該努力學習內地改革開放形成的諸多經驗，以此為契機，推動全方位、系統性、根本性的社會發展和治理體制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從而鞏固中央權威，發展「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鼓勵市場競爭，推動創新科技，擴大國際化廣度和深度，維護法治社會，促進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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