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疫之果的「社會謀殺」

《英國醫學期刊》（BMJ）上周四（2月4日）發表社論文章〈2019冠狀病毒病：社會謀殺〉，執行總編輯阿巴西（Kamran Abbasi）指出不少政客防疫策略失敗，甚或故意忽略科學建議，有份造成如今新冠疫症逾200萬人病歿之果。

美國死亡病例超過40萬，巴西25萬，印度和墨西哥各15萬，英國10萬。阿巴西認為美國卸任總統特朗普、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等輕視疫情，忽略科學建議，甚至疏於防疫，有份令疫情惡化。然而，「你很難找到一位政客對病歿人數負責，更不用說辭職了。一些人表示了悔意，但隨著愈來愈多人病歿，『對不起』也沒大意義」。他主張以法律手段向失職者問責，以選舉方式換掉不稱職的政客。

阿巴西提及有些人借用德國哲學家恩格斯的「社會謀殺」一語，形容新冠疫症。恩格斯原本描述的是19世紀英國統治階級製造的環境，令工人階級、最貧窮階級過早或非自然死亡。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本著作中，恩格斯指出：

如果一個人傷害了另一個人的身體，而且這種傷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這叫做殺人；如果殺人者事先知道這種傷害會送人的命，那麼我們就把他的行動叫做謀殺……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於不能生存的境地……這也是一種謀殺……它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為看起來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

疫前已在的社會謀殺

觀乎此，「社會謀殺」似乎不只可以用以形容政客對新冠疫情的責任，對民不聊生之香港也不無提醒。「城市人口本來就夠稠密的了，而窮人還被迫更其擁擠地住在一起……在夜間呼吸那種簡直悶死人的空氣」，而且「工人的死亡率極高……流行病在他們中間不斷蔓延」。恩格斯筆下的19世紀英國工業城市，與21世紀的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仿佛有不少相似之處。劏房的環境惡劣，唐樓的衛生及防火欠佳。舊樓火災時有發生，油尖旺舊區最近多宗確診，屢要圍封強制檢測。

香港若有市民因為生活條件惡劣而較容易在疫症中染病，而較大風險在火災般意外中喪命，那是誰的責任？豈不也是恩格斯當年直斥的「社會謀殺」？在上星期，特首林鄭月娥公布的五項立法工作中，仍然只能為劏房制定租務規管，保障租客免受業主濫收水費，對於居住困難之根本、貧無立錐之地的現實，沒有拿出解決方案。被問到為何不向失業人士發放臨時金時，局長羅致光仍然在反問失業率多少才需要提供津貼，顧左右而言他地推說建議不合理。若是這樣，多少市民能如局長所言般60歲仍是可以工作的中年，而不是已經體弱多病的晚年？富者的晚年是享受人生、弄孫為樂的時候，貧者的晚年是三餐不計、為覆診而勞碌奔波，為官者又知道嗎？

阿巴西以「社會謀殺」來控訴新冠疫症中各地政客的怠懶，但對於香港而言，「社會謀殺」又豈是一疫之果？早在新冠疫症出現之前，香港已經問題蕞生，並誠如恩格斯當年所說，「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樣有害，可是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