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新冠疫症蔓延是社會不公肆虐

上周三（1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特首林鄭月娥的述職視像會議中，直言對香港第四波疫情「很關心、很擔憂」。環顧兩岸四地，澳門早已清零300餘日，台灣和內地疫情也大致受控，民眾工作出行未受影響，唯有香港反反覆覆，第四波疫情更是纏綿近兩個月仍未見有消退之勢。這其中除了防疫措施的不力，究其根本，還在於香港政府未能意識到這不僅是場醫學的疫症，更是社會不公的疫症。

疾病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成為新冠疫情爆發一年來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疑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顯示，相對於白人0.23%的新冠肺炎感染比例，美國拉丁裔和非裔的感染比例分別達0.73%與0.62%。在香港，貝沙灣、半山等豪宅區雖然不時出現確診個案，但油麻地、佐敦等地顯然病例更集中、疫情更嚴重，甚至成為香港首個須封區檢測的區域。

面對美國不同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差異，有人認為是因為非裔人士衞生防疫意識差，「自作自受」。類似言論同樣出現在香港，網上便有不少評論認為佐敦少數族裔不注重衞生、缺乏防疫意識，甚至還出現「（南亞人士）不會主動檢測」的不實指控，更有人無理拒絕南亞裔外賣員的配送。這些評論何等偏頗，從客觀數據可見一斑。

美國2019年經濟統計顯示，非裔人口的總體貧困率為18.7%，白人則為7.3%，這一差距在低於18歲的年齡段被拉大，非裔為25.6%，白人只有8.3%。從幼年就開始的財富不平等，造成了教育、健康等各方面的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最直接的例子便是非裔、拉丁裔家庭因為貧窮問題，不得不多代同居，又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出外工作，增加了受感染的機率。也即是說，財富、教育、醫療、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不公，增加了基層人口暴露在感染環境下的客觀機率，這絕不是增強個體防疫意識便能彌補的差距。

疫情面前　並非人人平等

同樣，佐敦封區表面看來是因為政府前期強制檢測不及時、檢測範圍不足，但實際上，區內人口構成及其社區環境早讓其防疫「先天不足」。佐敦爆疫初期，不少確診居民或為將藍隧道地盤、中九龍幹線群組的工友，或為他們的親友。這正顯示，由於該區基層人口眾多，大多從事地盤、餐飲等工作，難以居家辦公，增加了感染機率。同時，基層工作者或物資貧乏，或忙碌，或文化程度不高，未必有足夠物資和資訊應付防疫需求。

另一方面，該區唐樓林立，劏房雲集，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比如，個案較為集中的新填地街26號便是一幢超過六十年樓齡的老式樓房，與其相鄰互通的20至24號樓房同樣是老式唐樓，空間擠逼，又缺乏管理，樓梯間多擺滿雜物，以至於20至26號樓居民共用同一個樓梯出口。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便指出，26號樓污水渠未必每層安裝反虹吸喉，坐廁沖廁時水封位或失效，居民不僅需要時常忍受臭味，更不排除病毒經渠管入屋。可見舊樓內部空間狹小，通風不便，設施共用比例高，加上喉管渠道多不符合衞生標準，增加了傳播風險，不是靠居民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就可抵禦的。

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基層不得不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這正是我們說的疫情面前並非人人平等。

我們當然可以從公共衞生管治的角度去處理這些問題，比如加強強制檢測，甚至封區檢測。但若只能從醫學角度去理解防疫，洞悉不了造成不同群體染疫機率不同的社會結構問題，那麼，公共防疫措施的有效性、針對性終將有限。因為社會資源不均造成的弱勢防疫困境，並非市民靠個人力量便可抗衡。就好比政府一再收緊公共場所的社交距離限制，但市民下班回家，唐樓狹窄、不透風和不合格的渠管都讓社交距離限制功虧一簣。這也是為什麼防疫明明需要官民配合，而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角色的原因。因為社會不公導致部份群體處於防疫弱勢、甚至失效，只能通過政府進行「二次分配」，扭轉結構性不公，才能藥到病除。

然而，香港政府顯然沒有意識到隱藏在疫情背後的社會問題。上周三，林鄭月娥發放的《抗疫一年總結經驗》，雖名為經驗總結，卻只停留在總結陳述，甚少反思防疫舉措的漏洞，更別提洞悉社會結構矛盾是催化疫情的助燃劑。香港政府不僅平日缺乏「二次分配」的魄力，沒有解決土地、房屋、退休保障等問題，在防疫中也未能平衡各方利益。以佐敦封區為例，當受限區有居民可能被扣減人工，政府除了呼籲僱主體諒，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規管和幫補，顯然沒有平衡基層僱員和僱主在這一強制措施中所受的影響。

基層重創　加劇社會不公

政府意識不到疫情背後的社會不公，因此既難做到精準、高效防疫，反過來更讓社會結構問題隨着疫情蔓延而加重。上周一（1月25日），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發表報告指出，無論是彌補疫情損失的速度，還是疫情下的財富增減狀況，貧富兩極都在奔向不同的方向。全球最富有的1,000人僅以九個月時間彌補疫情期間全部損失，但最貧窮的人口可能需要超過十年時間才能復元。當世界各地失業率都在大幅上升時，全球億萬富豪在去年3至12月期間加起來的財富，暴增了3.9萬億美元。

顯然，基層相較白領、富人更容易受疫情影響。以在家工作為例，基層從事的地盤、餐飲行業都難以實現在家工作，也令這些行業在疫情下失業率相較辦公地點靈活的行業更高。政府最新公布的2020年10至12月失業率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為10.6%，「餐飲服務活動」失業率為13.8%，「建造：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失業率更高達14.6%，均遠高於整體平均水平的6.6%。

政府漠視基層在防疫中的困境，比如工作上很難居家辦公、財政上缺乏抗風險能力、住房環境更易播毒等，更不用提針對基層困境提供切實的就業保障、經濟援助或住房改善和安置措施等。這一方面積累民眾的不滿，難以團結社會上下、齊心抗疫；另一方面，這種「放任」長遠會影響社會結構的健康和在未來天災人禍面前的抗壓性。然而，相對於樂施會呼籲各地政府透過更公平的稅收政策等方法有意識地「二次分配」，香港政府卻沒有這樣的遠見。面對疫情下月月攀升的的失業率，政府只推出漏洞百出、被視為偏幫僱主的「保就業」計劃；政府雖手握千億財政儲備，卻堅拒提供失業救助，只知道讓基層百姓走到山窮水盡時領取綜援以「吊命」。

疫情爆發一年有餘，在最初的慌亂、驚恐之後，我們必須沉住氣，思考過去有哪些問題、未來又有何挑戰。香港疫情反覆的背後，固然與防疫措施不到位有關，然而，為何一年過去，防疫措施的制定仍漏洞百出？這背後正是政府思維的盲區。他們沒有意識到疫情只是催化劑，讓過去隱藏在燈紅酒綠下的貧窮、歧視、住房等社會問題直陳眾人眼前。短期來看，政府防疫措施需要更多地考慮基層需求，譬如思考如何保障基層生計，讓他們可以安心居家抗疫；又例如政府是否能夠提供基層防疫物資補貼；又或者與業界商討能否在短時間內改善所有的老舊喉管，如果不能，能否另覓地點臨時安置劏房住客等。長遠來看，政府必須扭轉「小政府」思維，加強「二次分配」的意識，既要釋放棕地、農地等解決住房問題，也要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社會老有所養。社會唯有漸趨公平，才能愈加穩健，更能經受住天災人禍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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