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特首找數】官員庸碌禍港　問責方能善治

香港之無善治，路人皆知，惟此實非自反修例始。我們甚至可以說，反修例風波乃香港無善治之果。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兩年前便曾指出，「行政長官及其轄下多位局長的失策和弊政……影響香港這種先進城市的根本及有效的運作」，並以「失治之城」命名其書。
失治之港雖未至於民不聊生，但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市民逾百萬，安居僅為少數人方可享之奢侈，公營醫療系統長期超負荷，種種問題還可以一直數下去。競選時矢言帶來管治新風格的林鄭月娥，在其任內司局長並沒有政治問責，公務員體系的官僚主義未被革新，香港管治猶如一池死水。第四份《施政報告》發表在即，林鄭月娥若仍未能自上而下改革管治團隊，香港社會與她本人之命運無疑已寫在牆上。

林鄭月娥在8月接受傳媒訪問時，自言「不懂政治，只識管治」，此話可堪玩味。香港政治體制固然有別於歐美，行政長官非如英揆約翰遜般駕馭群雄而攀上其位，但將政治與管治截然二分，也是不切實際之說。自2002年高官問責制引入以降，行政長官須帶領其司局長團隊對外面對公眾，對內指揮公務員，箇中既有管治成份，但也不無政治元素，縱然兩者比重有別。

就以《逃犯條例》修訂工作為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未能妥善回應社會質疑，過程中甚至側重商界利益，令民怨沸騰。如此表現，本該問責，但結果有目共睹。反修例示威暴露出監警制度之不足，在適當時候改革乃特首應有之義，惟林鄭月娥未能擇善固執，這既負於社會，對警隊本身其實亦有害無益。甚至在各法定和諮詢組織的成員委任上，她亦有政治報酬建制派之嫌，與其競選政綱之「廣納賢能，用人唯才」背道而馳。為政之先在倫理，名正言順方事成，不是顯淺不過之理嗎？

管治封閉且因循

在另一方面，林鄭月娥以「只識管治」自詡，這亦不符事實。加入公務員團隊的市民或為其「鐵飯碗」，縱或抱一絲熱誠，在官僚制度下亦被迅速磨蝕。有前政務主任便曾向報章指出，公務員文化着重檔案處理與跟隨規範，簡單如減省紙張、便條貼位置等也要因循舊法。在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風氣下，不少公務員僅以做至退休為目標。根據《公務員人事統計資料》，被革職公務員從1997/98年度佔離職者的1.7%下跌至近幾年的0.2%。自1980年加入港英政府成為行政主任、至2007年起成為問責官員的林鄭月娥沒有打破官僚主義，要麼是魚不知水為何物而察覺不到問題所在，要麼是知而不改，沒有革新之勇氣。

林鄭月娥出身的政務官為政府骨幹，乃公務員中的精英，惟其職系相當封閉。除了2001年曾公開招聘高級政務主任外，政務職系一直只招聘最低級的政務主任，令外部人才難以中途加入。眾多公務員職系中，亦僅首席貿易主任可內部調職至政務職系，且自2002年引入遴選機制至今，僅七名首席貿易主任加入政務職系。職系封閉，資歷主導，人才流動有限，管治焉能新風？

失治源於行政長官

但歸根結柢，這是林鄭月娥之責任。其作為特首，未能展開公務員體制改革，增加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打破因循作風。她作為司局長之首，亦沒有透過有效的領導能力，指導各局與部門上行下效地落實施政，根治房屋供應、公共醫療等問題。以疫下經濟衰退為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卻可以涉及大量行政程序為由，拒絕設立失業救濟金，且不按需分配地向所有行茶發放薪金津貼。本應領導公務員克服行政困難的問責官員，也反過來官僚主義地辦事，實在叫人咋舌。

回看2月疫情之初，本可以展現治理能力的林鄭政府竟狼狽不堪，由口罩供應、檢疫措施到邊境管制都陷入一片混亂。及至7月，政府將食肆堂食禁令延伸至全日時，沒想到不少市民因工作而得流落街頭用膳，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更稱市民可買外賣到郊野公園用膳。林鄭政府若無先例可循便未能有序施政，這就不只是「不懂政治」，也是「不懂管治」，更是末期的官僚主義病。

政治制度的爭拗無疑令香港社會內耗不已，但香港的管治制度本已健全，施政團隊甚至曾經讓市民引以為傲，如今卻也崩壞如斯，林鄭必須正視問題。不但政治任命官員須重拾問責精神，公務員文化也要重塑，向社會福祉負責而非再因循了事。誠如顧汝德所說，「失治源於行政長官」，因此革新而善治也必須由行政長官作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