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淺談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消亡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在早期傳入中國時又被稱為安那其主義，是比馬克思主義更早傳入、流行於中國的思想(學界普遍認為是在1905-1920或1930年代)。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崛起的最初幾年，無政府主義發展的勢頭仍很強勁，在1919-1928年間共成立了92個無政府主義團體，甚至許多第一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先前或多或少都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為何無政府主義最後被邊緣化了呢？這個問題引起了不少學術界的探討，包括國立台灣大學的楊芳燕教授、王遠義教授等等均有著述討論，而這些討論放在今日也絲毫不過時，提醒着我們去思考社會運動如何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嚮往一個有秩序而無國家的社會。學說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它相信人性本善，且是自由、平等，可以自發自動地創建出理想的新社會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人為秩序（各類組織如國家、政府、宗教等）對自然的秩序的破壞，認為「惡」（人性的扭曲、社會的不公義）正是這些後天環境因素（強制性的權力關係）所誘發。這種觀點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良心意識與權力權威之間，必然是一種永恆的衝突。於是在考量個體性與社群性關係時，無政府主義者相信「自然」會提供規則、標準來導引人與社會匯流於大合諧之中。基於此，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組織、權威，並且不認同改革需要動員政治、群眾力量，而是相信群體的自發性。

無政府主義一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能夠贏得不少市場，並能夠影響部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不無關係。

清末民初，面對內憂外患，國人開始向西方尋求新思潮的解答，這從根本上為中國社會政治帶來巨大變革。首先是打破了千百年來皇權至上的思想，其次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解體。以國家、家族為樞紐的社會政治秩序，以及這套秩序所涵蓋的諸多權威及權力的現象，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認定為自然、不可挑戰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下，當時的知識分子急切地想要全盤改造固有的社會政治秩序：推翻皇權、走出家庭、割除封建倫理等等。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講求根除一切形式權威的無政府主義的崛起，無疑是對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之解體的回應，也因而吸引了大批追隨者。

然而在推翻舊有制度、權力架構和秩序之後，具體應該如何前行？無政府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導致了其在20世紀上半葉逐漸淡出歷史的舞台。

首先，無政府主義開宗明義反對國家的權威。他們認為國家的權威系統建基於財產私有、階級制度等等，而這些鞏固了社會中的不公義、激發了人性的惡，加深了統治者與被治者、富民與貧民、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不平等及壓迫。無政府主義者因而將國家視為「萬惡之源」，認為它強行將人類整體作出有違自然的區隔，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所以瓦解國家以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通往社會主義至善世界之前提。因此，當李大釗認為應運用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專政）過渡到新社會，并將民族解放運動的獨立建國立為目標時，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開山鼻祖劉師培卻明確反對這一目標。在遭逢西方入侵的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亦以建立民族國家為一大使命。因此就建國目標而言，無政府主義是無力回應的，漸失言論市場上的競逐能力，並帶來虛空、焦慮之感。

其次，正如前文提及，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的社會革命，是自發性的群眾革命。比如劉師培從道德的角度反對政治的立場，堅持群眾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拒絕與群眾做政治的連結。最終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群眾的無動於衷讓理想破滅。這就顯示了無政府主義自身理論的局限。這種局限讓許多原本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找不到出路。

在20世紀上半葉，無政府主義者在何破除舊有秩序、權力結構之後，為何未能贏得更多的支持，上文僅能言之一二。然而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在當時無政府主義缺少一種將理念與中國社會現實連接的方式。它提出了許多否定，但是由於學說本身相信群眾的自發性和人性本善，而沒有進行重新的建構，遂讓無政府主義消亡於虛空與焦慮。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支持破除舊有的制度框架後，建立了具有政治現實感的革命綱領，再加上列寧式革命政黨的組織，一則使得知識分子和群眾有了具體的連結方法，讓知識分子擔當傳遞革命火種的角色，將群眾納入到革命運動中；二則讓革命有了新的前進和建設的方向。因此，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在對舊有的一切予以否定後，陷入的虛無迷茫時，轉而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曾興盛一時的無政府主義，也就逐漸淡出歷史的舞台。

今天，我們再回望這段無政府主義由興起到逐漸邊緣化的歷史，是為了去思考眼前的道路。我們要批判什麼，如何批判？我們是否要建立什麼，如何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