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作運動」？　向印度聖雄甘地學一課

因應《逃犯條例》修訂及警方執法備受爭議，8月5日全港發起罷工，當日亦出現一連串堵路、阻塞港鐵列車事件。示威者試圖以所謂的「不合作運動」癱瘓香港交通。然而，這些滋擾其他人日常生活的做法真的是「不合作運動」的正確方向嗎？「不合作運動」其實是什麼？歷史上最以這種抗爭方式留名的印度聖雄甘地，當年又做了什麼？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對印度的管治越加嚴厲，印度抵抗英國政府統治的呼聲亦因而愈演愈烈。1919年出現的阿姆利則慘案，政府向和平政治集會的人群開槍，死者數以百計，事件更堅定了甘地對抗殖民政府的意志。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便是以非暴力形式作為道德感召，透過不斷抗爭，從經濟層面打擊英國殖民統治、為普遍印度人民謀求福祉。

非暴力抗爭　情緒是最大敵人

甘地在印度的獨立運動期間，進行過種種不合作運動，當中有罷工、罷買英國貨物，也有避而不交英國稅收等。就在1921年1月，甘地領導的國大黨加緊抵制運動，公開宣揚抵制「英國製造」布料，鼓勵印度婦女本地生產，打擊英國在印度的經濟收益。同時甘地亦勸告學生退學、民眾罷工，運動得到跨界別的參與。加爾各答3,000名大學罷課響應運動，要求「一年內自治」，律師停業、政府官員辭職退出英國政府。一年之間，全國罷工總次數達396次，參與人數達60萬人。

伴隨不合作運動的逐步升級，活動升級至扺制軍隊、罷交稅收。不過運動升級期間群情激憤，1921年11月17日，威爾士王子抵達孟買當日，群眾抵達帕里本來是參加焚燒洋布的示威。當群眾情緒慢慢失控，抵制英貨的不合作運動，轉而走向毀壞酒店、焚燒電車的局面。最終甘地以絕食明志希望群眾冷靜，同時停止相關運動，三日之後城市秩序才回歸平靜。

甘地一直堅持以非暴力手段作出抗爭，然而現實並不如口號簡單，在壓迫、不公之下感到憤怒總是人之常情。而能夠在抗爭的氛圍中保持冷靜，正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最難達成的部分。

食鹽長征拒絕交稅　以經濟對政府施壓

再一次著名的不合作運動，便是1930年初的「食鹽長征」。殖民政府制訂《食鹽專營法》，控制食鹽生產、銷售，同時禁止市民私自製鹽，措施加重市民稅擔，也令市面食鹽價格上升，引起廣泛印度人民不滿。而增加之稅收，對當時生活本已艱苦的貧窮人口更是百上加斤。食鹽乃自然資源，但英國政府竟對此徵稅，大多印度人都認為此法於理不合。於是，甘地為對抗無理法律發起「食鹽長征」，徒步走路約390公里，一直走向海邊，並沿途宣傳人民自製食鹽。他們由3月12日出發，4月6日到達目的地，足足走了二十四日。

4月7日早上，甘地終於在海灘抓起第一把鹽，此後人民相繼仿效製鹽，拒絕為買鹽向殖民政府交稅。法律禁止人民自製食鹽，數以千計人士因而被捕，甘地及後亦身陷囹圄，但拘捕行動未收阻嚇效果。運動不斷發酵，到1930年底，終發展到約有6萬人被捕入獄。直到1931年1月，甘地終被釋放，並開始了與艾文勳爵的和平談判，商討停止不合作運動，同年4月英國殖民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同意廢除《食鹽專營法》。

「食鹽長征」以捍衞印度人的大眾利益為目標，群眾透過經濟手段打擊政府收入，矛頭對準英國政府，罷交食鹽稅收得益的是普羅大眾。

時代背景造就　地理條件利好

印度的「不合作運動」，亦有天時地利配合。當時英國國力大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外圍經濟打擊。英國大部分傳統工業在1920年代始終未能回復到戰前水平，及至1930年代間又陷入經濟大蕭條。英國遭遇的經濟困難，為運動提供足夠空間。在此背景下遇到印度人民的經濟反擊，確實令英國殖民政府存有讓步壓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戰爭方法的改變，亦使英國要長期面對印度人民抗爭的成本高昂。熱兵器時代的持續戰鬥，更講究彈藥、火器的補給，而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距離，便令英國政府難以單靠武力鎮壓解決問題。就當時的海上運輸而言，英國船隻由倫敦港出發，至少要經過地中海、駛進蘇彝士運河、轉進印度洋，然後才能到達印度孟買港，補給線過長是英國面對的一大難題。英國與印度在地理上的距離、1920至30年代的運輸技術限制，正使得殖民政府傾向讓步，而非與印度陷入一場難以支援的泥漿摔角之中。

「不合作運動」將走向何種結局，左右結果的並不限於手段本身。時局的各種因素，遠如環球經濟背景、近如所面對政權的本質，都會影響不合作運動的效果。歷史並不永遠重覆，甘地的壯舉留傳後世，但後來真正能像他走過苦行之路的仿效者又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