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政府若再逼基層上街　局面更難收拾

周日（6月9日）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究竟有多少人參與，各界眾說紛紜。主辦單位說103萬，警方說高峰時期24萬，但相信很多市民心中的數字是介乎兩者之間，也普遍認為是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言，總之「出來遊行的市民是多的，是非常之多，這是不需要爭議的。」
到底參加遊行的是哪些人？嚴格數據無從稽考，不過可以從《明報》最近公布的民調數字管窺一二。《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今年五月至六月期間成功訪問了1,048名15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市民，發現近五成市民反對政府現時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支持者僅23.8%。如果進一步分析這些受訪市民的家庭月入背景，在「6萬元或以上」部分，六成市民是持反對態度，支持者不足兩成；相反，在「14,999元或以下」部分，支持者則比反對者多，前者是32.6%，後者是30.3%。

遊行人士或局限於中產以上　基層動員不明顯

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即社會上收入較高的中產家庭，幾乎一面倒地反對政府現時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基層則支持者比反對者略多。這現象可從以下兩個面向解讀：第一，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陣營，向外界宣傳的重點放在本地司法獨立以至言論自由等自由主義的價值，該部分在香港向來深受中產或以上階層擁護，故迴響也更為激烈；第二，今次主辦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代表傳統泛民陣營，其「勢力範圍」在本地中產。泛民陣營在過去雖然也會關注與基層市民較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但常被批評立場搖擺不定，對基層市民的號召力可能還不如建制派。
 
在上述兩個限制條件下，這次遊行參與者的「階級分化」情況明顯。但誠如我們在另一篇文章指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並不能僅從政治抗議的層面去解讀，背後的民生因素亦不宜忽視，特別是林鄭上台之初，曾宣示其管治路線是希望先「創造有利條件」，再行推動廿三條立法等較具政治爭議性的議題，當時首份施政報告亦頗着墨於民生政策，一度贏得不少掌聲。
 
然而，自今年4月3日草案完成首讀之後，爭議一次比一次升級，最終造成數十萬人上街，也許更甚於2003年反對23條的50萬人，亦從側面反映林鄭「創造有利條件」的管治路線已經破產。
 
就在本月，未補價公屋居屋成交再創新高，旺角富榮花園於居二市場賣到812萬元，沙田廣源邨公屋綠表價賣430萬元。香港住屋問題如此嚴峻，林鄭仍然放生高達14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愚弄市民。就在周一（6月10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陳帆在立法會也承認，公屋輪候數年內不會大幅改善，並歸咎於輪候者眾多和「土地不足」，實在令基層市民無語問蒼天。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8年出版的2016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當時全港已有接近21萬人居於劏房，他們的住戶收入中位數僅13,500元，當中更有23.7%月入低於10,000元。對這些基層市民來說，相信生活的壓力已經逼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未必還會有精神、興趣上街捍衛看似較為「離地」的自由主義價值。

若社會氣氛進一步令人窒息　基層加入將不可收拾

不過，誠如「01觀點」早前指出，香港民生問題的影響，絕不止是香港市民是否有餘錢多買或少買一些奢侈品，而是「地產霸權」已從各方面蠶食市民以至商家的勞動成果，令香港儼然劃分成為「有產」與「無產」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有產階級則利用資產優勢拉大距離、加劇矛盾，令港人普遍對城市失望，視移民為救贖，假日逃離香港如囚犯「放風」，形同整個物業市場向社會「極限施壓」。
 
今天一個看似「離地」的爭議、一個較為「中產」的議題，就已經催逼出數十萬人上街，大部分市民也相當和平理性，近日即使在鼓吹「三罷」（罷工罷課罷市），但坦白地說，以白領從事的工種來說，罷工一兩日其實不致於對社會日常運作造成太大影響。然而，如果政府仍然處事顢頇，不顧民情，堅持以錯誤的手法強渡關山，只會令社會氣氛進一步陷入休克。他日若走向另一極端，連基層市民也加入抗爭隊伍，遊行人數再創新高固是指日可待，而基層從事飲食、運輸以至零售的勞工一旦啟動「三罷」，屆時要如何收拾局面，以現時高居廟堂袞袞諸公的處事變應能力，恐怕更難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