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回歸理性討論　中法模式具參考價值

政府推出《逃犯條例》修訂方案，引來群眾恐慌。當然，社會不應肆意藉修例挑撥中港矛盾，而是應實事求是商議草案。但必須承認，兩地司法制度仍然存在差異，而回顧兩地的歷史脈絡，種種事件也令港人在一時間實難以完全信全任內地的司法制度。故此，政府在推動《逃犯條例》修訂時，同樣需要實事求是，直面市民憂慮，循序漸進地完善《逃犯條例》，而非剛愎自用，只求「夠票」通過議案。

的而且確，內地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不足之處，但實際上，部分民主國家已經與中國簽署引渡條約。資深傳媒人劉進圖早前撰文，指中國與法國在2007年簽署引渡條約，並於2015年生效。條約可以追溯過往罪行，既適用於生效後提交的任何引渡請求，也適用於條約生效前的有關犯罪。由此觀之，並非所有捍衞民主、人權、自由的國家也拒絕與中國商討追捕逃犯。

但另一方面，其實各地與中國設立引渡條例時，也訂立了不同條款，例如按刑期、罪行、國籍有條件移交，並可以人道理由拒絕移交。香港雖然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由於兩地的司法制存在差異，政府有責任制定符合香港實情的方案。

中法引渡條約第三條訂明，若然被請求一方有充分理由認為引渡目的是基於涉事人物的宗教、國籍、政見，或者接受請求後會令該人物會受侵害，也應拒絕引渡。死刑個案應拒絕引渡，除非請求一方保證不判涉事人物死刑。

關於國籍，條約第四條列明，如果被請求引渡人士具有被請求一方國籍，應當拒絕引渡。該人的國籍依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發生時確定。

此外，人道主義也是考慮因素之一。第五條訂明，出於人道主義理由，被請求一方在考慮了犯罪的嚴重性和請求一方的利益後認為，基於被請求引渡人的年齡和健康等原因，移交該人會對其帶來特別嚴重的後果，被請求一方可拒絕引渡。

回到香港。條例草案同樣拒絕引渡政治犯，又會拒絕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或被檢控／懲罰者的請求。當然，市民關注提出要求一方會否以經濟罪行名義，要求港方移交牽涉政治敏感事件的香港人。今天中港矛盾熾熱，而港人仍然對內地的司法制度欠缺信心，未能相信公平審訊，港府應該盡力平息疑慮。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日前提出，港府可以參考中法引渡條約的國籍原則，如有外國人在內地犯案後逃到香港，而內地要求港府引渡，就由特首決定是否交給法庭處理引渡申請；如果有關事件涉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可提交證據，要求本地法院審理。這建議有可取之處，但需認真考慮保障範圍，例如應否擴大至在港工作、生活的非永久性居民，回應駐港外國記者和民間組織代表的擔憂。

政府在逃犯條例修訂上急就章，高官解說能力拙劣，未能釋除港人疑慮，更令中港矛盾火上加油，削弱一國兩制的信心。要社會回歸正道、重拾理性，還看政府能否回頭是岸，制定合乎社會實際情況的修訂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