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修例豈能一蹴而就？　政府理應先取易、後取難

《逃犯條例》修訂方案近月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激發數萬人於周日上街示威，官民關係進一步撕裂。林鄭冒進修例，更只願安撫商界感受，卻無視普羅市民訴求，是激發民憤的主因之一。部分市民逢中必反或許失之偏頗，但這些憤怒和恐懼，多少是政府的傲慢所造成的。解鈴還需繫鈴人，市民應承認現行逃犯條例存在不足之處，有修訂的需要；政府亦須正視，內地的司法制度仍難取信於港人，強推現行修訂方案只會適得其反。

平情而論，政府有意改善與境外地方的移交安排，促進跨境司法公義，實屬情理所在，台灣殺人案疑兇陳同佳在承認殺人的情況下卻無法在港受相關制裁，亦正反映檢討目前安排的必要。在台灣以外，基於香港與內地交流密切，兩地確實須建構一套可行的逃犯移交安排。但問題是，該如何修例才能恰當地解決這延宕多年的難題呢？

縱然有修例必要，新的逃犯移交安排必須緊遵法治精神及人權原則。但按目前情況，港府欲倉促修例，其草案內容既忽略逃犯的人權保障，又為安撫商界情緒，粗暴地剔除多項罪類以作迎合，導致修例工作前後矛盾，其表現可謂極其拙劣，社會反對修例方案亦不無道理。

尤有甚者，政府態度橫蠻、急躁，無視坊間不同批評及建議之餘，更圖借台灣殺人案的壓力，迫令議員就範通過修例草案，進一步挑起市民敵對情緒。

事已至此，官民矛盾再度加劇，倘若修訂草案勉強通過，當權者與市民的距離只會不斷增加，政府若不及時妥善處理修例一事，未來施政只會更為艱鉅。

須知道，要平衡中港兩地的司法差異，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內地司法制度落後始終是客觀事實，這是港人產生憂慮的部分根源，惟要內地法治水平瞬間改進至與香港看齊，幾乎為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政府設立逃犯引渡安排時，若要減低移交安排對香港法治的衝擊，修例除了須保證疑犯權利得以保障，如在條例中列明逃犯移交須合乎《香港人權法案》及國際人權公約外，或可考慮在中港引渡安排中，先只包括如殺人、傷人及性罪行等較少爭議的暴力罪行；至於其他罪行，特別如協助、教唆他人犯罪及阻止逮捕犯罪者等具爭議的罪項，畢竟香港社會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港人或許無意誤墮法網，政府大可先行擱置。

按理說，中港兩地先實施有限度的逃犯移交安排絕對可行，畢竟港府單為照顧商界感受，已特事特辦，從46類符合移交的罪項中豁免了9類與經濟相關的罪行，足見篩選罪項已有先例可循；再者，法院就陳同佳洗黑錢案已作判決，刑期較坊間預期長，政府亦因而有更長時間，重新制定能取信於民的修例草案。

政府不應剛愎自用，而是要回應社會的理性訴求。政府如能先取易、後行難，先設立有限度的中港移交安排，將有助緩和目前官民之間的緊張關係。當然，隨事態發展，在修例一事上，市民也不應受民粹影響，而是應實事求是，在保障港人人權的前提下，支持制定合適的修訂方案，彰顯司法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