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中國文學報考率低 如何拯救弱勢科目？
2019年報考中國文學科的考生只有1,650人，佔中學文憑試全體考生僅約2.9%，即是說，每一百名考生中，只有三人報考。當然，中國文學向來不是熱門科目，但在2010年會考，報考該科的考生尚佔總考生的6.8%，相較現時仍高出3.9個百分點。至於中國語文科，現時中文科四卷考試操練繁重，扼殺學生的課時、閒餘時間，根本無暇閱讀課外讀物，遑論體味文學之美。
官員、教育界近年開始關注中國歷史科的地位，並將中史設為初中必修科。同理，學生對中國文學了解不足，亦非理想情況。教育局應為學生掃除障礙，將中文科化繁為簡，減少必修科產生的壓力，為更多學生創造了解、以至欣賞中國文學、文化的環境。
語文、文學分科沿革
追本溯源，中文、中國文學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本為一科，後來教育司委任委員會研究中文科內容。1968年，委員會發表《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當時委員就分科約見不同持份者，各界對此「意見不一」。有人認為與其分為中文、文學科，倒不如分為「普通中文」、「高級中文」，前者為一般學生而設，後者為對學科特別有興趣的學生而設。也有人認為不應將兩科分開，因為學生若不多讀文學名作，寫作水平根本難有提升。
從報告歸納的意見可以看到，縱然當時各界就分科意見存在分歧，但一般都同意實用語文、文學不應斷然分開。事實上，委員會在報告中並非完全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報告列出中國語文課程的三大目標：一、訓練學生，使能運用中國語文狀物、記事、表情、達意；二，培養學生閱讀古今書籍的能力、興趣、習慣；三，指導學生欣賞古今文學作品。報告也建議在語文科以外設立文學科，為有升學、就業、及對學科有興趣的學生提供進階的中文教育。
平情而論，報告書未如一些論者所指，帶有「唯工具論」的語文觀，因為報告仍然着重課文的文學性，例如在選材方面，報告提出課程應涵蓋記敘、傳記、書牘、戲劇、詩歌等文體。但是，中國文化、品德情意等要素，卻明顯被忽略，文學在課程目標上，也成為了極其次要的範疇，一如前香港城巿大學語文學部主任陳志誠教授所指，委員會的意見是「把中文科教學目標完全規限在語文培養方面」，可說是「完全站在科目分工中『語文』科基本職能的立場來提出其教學目標方面的主張」。
後來教育司署於1971年推出《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建議》，繼續倡議語文、文學分科。1971年，考試組（現稱考評局）將中英文考試委員會合而為一，並將中中、英中中文科合併。1974年，正式將語文、文學分科。
差不多同一時間，教育司署設立了「課程發展委員會」，統籌各科課程發展，其屬下的「中學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於1975年編訂了《中學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暫定綱要最終於1978年轉化成正式綱要，其教學目標分為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五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的目標當中，又分為主要目標、次要目標，主要目標集中於語文、思考，次要目標則集中於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認識、興趣。在課綱中，文學內容被貶為次要，中國文化學習範疇等，所涉內容也甚少。至於中國文學科，1977年編的《中學中國文學科網要》，則着重文學史、文學功能、特質等，與中國語文科的教學內容存在差別。
對於當時教育司決定將中文、文學分科，主要有幾個解釋。當中比較多人引述的一個說法，是前教育統籌局中國語文教育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林章新在1989年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發表的文章提出，語文、文學分科，主要是受到英文科的影響，在1971至1973年間，考試組的主政者是包樂賢（A.G.Brown），其領導下的委員會認為，英文科可分為「英國語文」、「英國文學」科，中文科應與之看齊。林章新更指，由於當時的公開試試題要交給英國的「劍橋審題委員會」（Cambridge Moderations）審閱，為了通過審核，考評內容不得不參考英文科。
語文科、文學科現況
正如後來很多論者指出，分科的決定在當時欠缺實質依據。分科也變相壓抑中文科的發展，猶如削足適履。更有論者援引會考合格率，批評中文、文學分科降低學生中文水平。事實上，中國文化、文學、語文，本為有機整體，將其硬生生剝離，誠非合理。學界、政府官員及後對此也有反思，例如教育署官員蘇輝祖在1988年的一場中文教育學會主辦的演講中，就提出了中文課程應「文道合一」，一改過去的論調。
課程發展議會終於1990年頒布新的《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教學目標除了聽、說、讀、寫外，也着重培育學生的品德，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1991年頒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高級補充程度）》綱要，文化更佔課程兩部分的其中之一，足見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範疇愈來愈豐富。
觀乎課程發展議會最新編訂的課程及考評指引，中文課程涵蓋聽、說、讀、寫、文學、文化等多個方面，縱然語文、文學仍然分科，但課程在理念上明顯已改善了昔日「工具化」的流弊。至於文學科，現時則集中於文學創作、賞析、評鑑等。故此，在理想情況下，現時學生可以在中文科學習基本的中國文化、文學，有意深入研究者，則可以選修文學科。但理想歸理想，課程在現實操作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是中國文學科報考率下跌；另一方面，是中文科考評制度過於繁複，減少了學生接觸中國文化、文學的機會。
先論前者，也許有人認為，文學並非實學，而且內容沉悶，乏人選修也是理所當然。但學科的價值不應以供求看待，中國文學科所盛載的，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必須後繼有人。另外，現時除了部分丙類課程應用科目（如話劇、影視製作等）外，文憑試少有着重創作的科目，中國文學科有一半的考核內容與文學創作有關實屬難得。單憑這兩點，教育局便應該想方設法，提升中國文學科的報讀率。
無可否認，中國文學乏人報讀的原因，是新高中取消了文理分科。在會考、高考年代，一般學校都會設文科班，學生如果進了文科班，一般都需要修讀中國文學科。新高中學制主張打破文理界限，大部分學校容許自由選科，變相加劇了學科之間的競爭，中國文學等得分相對不穩定、要求較高的學科，也因此乏人報讀。
另外，中國文學科報讀率下降的原因，是必修科過多。有別於會考、高考分別只需要報考三科或兩科必修科，新高中學制要求學生報考四科必修科，結果是大部分考生只報考兩科選修科，這進一步減少了中國文學科的報讀人數。
取消文理分科是世界潮流，而香港取消文理分科已有一段日子，貿然走回頭路是否合理，仍要多作討論。但已有多方人士提出改革主修科的方案，例如前考評局局長唐創時退休前就曾建議中文只考讀寫，釋出時間讓學生學習選修科，並謂考評局已着手研究；至於通識科的改革，最近也甚囂塵上。事實上，新高中的原意是讓學生多元發展，大多數學生只選兩科選修科，與目標背道而馳，課程發展議會成員應該從善如流，為學生拆牆鬆綁，助中國文學科等弱勢科目煥發新生。
進而談中國語文科，現時學科的四卷結構，不但令學生無暇多讀選修科，更大大增加了學生的考試操練時間，這實為中文科得到「死亡之卷」稱號的原因之一。當然，會有人認為，過往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也分四卷考試，卻不見考生怨聲載道，問題在於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分數只計半科，而新高中中文卻以一科計算，學生一旦失手，將會影響升學。只考讀寫固然不能根絕操練文化，但考卷若能更聚焦，必然有助減輕學生的操練成本。另外，現時不少教師花大量教時在操卷、對卷之上，只考讀寫也可以釋放課時，讓教師有更多機會帶領學生走進中國文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