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衞隊】國家軍隊竟成恐怖組織　美國國務院名單有多荒謬？

本周一（4月8日），美國國務院把伊朗革命衞隊（IRGC）定性為恐怖組織，是首次有國家軍隊被貼上十惡不赦的標籤，而伊朗則把美國定性為「國家資助恐怖主義」當作回應。雖說國務院的「恐怖組織名單」在全球甚具影響力，足以左右政治團體的生死，以及旁人看待政治運動的眼光，惟公眾對此不應照單全收。名單上如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ISIS西非分支，或博科聖地（Boko Haram）等組織，絕對是名副其實的恐怖組織，但將國家軍隊IRGC貼上邪惡的標籤，不僅存在雙重標準，更是赤裸地運用話語權來污名化IRGC，打壓伊朗，以「國家安全」之名牟取中東利益。

革命衛隊生於國家危難　誰可在判定「恐怖分子」和「自由戰士」？

「01觀點」多次提及，近代美、伊關係的敵對關係，始於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夕。1953年英、美兩國為報復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將伊朗石油業國有化，聯手執行代號為Operation Ajax的政變，將時任民選總理推翻，並扶植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作為傀儡。失民意失天下，即使巴勒維任內大搞「白色革命」，希望把伊朗改造成世界強國，但其奢華的作風、失調經濟政策，以及步伐過急的世俗化政策，皆使他盡失民心，並終在1979年被伊斯蘭革命廢黜。有此歷史背景，IRGC可被視為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為保革命成果，且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硬手段」。

作為鞏固革命成果的手段，革命衞隊不久後就在兩伊戰爭中，證明了其戰略價值和地位。1980年，美國漸漸失去對伊朗的控制，反與獨裁者薩達姆（Saddam Hussein）勾結，撕掉了1975年簽定的阿爾及爾協議（The Algiers Accord），意欲借力推翻伊朗政權。當年美方不但為了資助薩達姆開戰，把伊拉克從「資助恐怖主義」名單剔除，更對薩達姆使用化武攻擊庫爾德族聚居地的暴行視而不見。雖然戰爭最終在1988年完結，交戰雙方不分高下，但畢竟伊朗面對美國來犯時也不能作「佛系應對」，故可見不論兵員或裝備上，過去多年IRGC不斷擴張也是有其因由。

然而，美方將革命衞隊冠以恐怖組織的因由，或可見於Mark Dubowitz和Ray Takeyh前年的論點。文章試圖拼湊出真主黨（Hezbollah）（名單上的恐怖組織）和革命衞隊的關係，並指2011年IRGC在光天化日下，試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Adel al-Jubeir，合理化把革命衞隊列作恐怖組織的提案。在此，本文無意為多宗針對「非戰鬥人員」（non-combatant）的恐襲洗白，但必須點出箇中偽善之處。

平情而論，中東局勢多年來都捲入無政府的暴力旋渦，見不得有誰在追求所謂的「國家安全」時，有按照國際規範行事。例如Ronen Bergman的著作《Rise and Kill First》就紀錄了「最強暗殺機器」——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的行動，書中亦提及摩薩德曾嘗試在1980年，刺殺時任美國駐黎巴嫩大使John Gunther Dean。另外，近十年好些針對非戰鬥人員的暗殺，如敘利亞火箭科學家Aziz Asbar和IRGC將軍Hassan Shateri，都可見中東局勢的叢林法則。問題是，既然鬥爭中兩派皆有針對平民的行徑，那又有誰可在道德高地指點江山，判定誰是「恐怖分子」和「自由戰士」？

話語權為「國家利益」服務　恐怖主義不應有「彈性定義」

觀乎美國劃定「恐怖組織」的準則和程序，即便發現某些地方已脫離了「恐怖主義」的本意，更被扭曲成當權者追逐「國家利益」的工具。世界現存的恐怖主義定義逾兩百個（注一），縱然定義之間只差毫釐，足以推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即以官方定義為例，美國法典寫道恐怖主義是指「有預謀、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由國家以下級別的團體或秘密特工對非戰鬥目標實施攻擊」；國務院的文件則寫道，如國務卿認定該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會威脅到美國國民及「國家安全」，國務卿則有權把它列作恐怖主義組織。

儘管上文的定義和程序看似平實，但若將「國家安全」一字置於中東的亂局，即可見整套機制的唯一標準就是「國家利益」。華盛頓將國家安全定義為「美國的國防、外交或經濟利益」，但這個空泛的定義，說穿了就是「任搬龍門」的托詞。

首先，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已預設地排除了國家從事恐怖活動，使以色列「官方組織」摩薩德直接排除在外，但又硬要砌詞把聽命於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國家軍隊，視作準軍事團體（Paramilitary Group）；再者，在敘利亞的內戰中，美國為了打擊ISIS，選擇與敘利亞民主軍（SDF）結盟，但須強調的是，SDF跟庫爾德斯坦工人黨PKK（1997年被美國列作恐怖組織）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部分SDF士兵原為PKK民兵出身。因此，美國素來站在道德高地亂貼恐怖組織標籤，卻以資助「恐怖分子」打擊恐怖分子，都是承襲於冷戰的話語權伎倆——要麼臣服於美國的影響力，要麼就被污名化。

當一國為恐怖主義定下「權威釋義」時，其實也同時設定和規限了可討論的空間。「恐怖主義」一詞，本身就是帶有道德批判，用以判斷某些政治行為是否「邪惡」。可是，誠如學者Walter Laqueur所指，不論是國家還是非國家組織，恐怖主義的討論應置於道德層面，並應用廣義——「對無辜的人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威迫他人採取的他們原本不會採取的行動」（注二）的定義來討論和研究，方可得出較公允、客觀的結論。如今不少報道在不加思索下，直接套用美國國務院對某些團體貼上的「道德形容詞」，這僅會使人不自覺地陷入話語權陷阱，養成先入為主的思考模式。

注一：Simon, Jeffrey D. (1994). The Terrorist Tra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注二：Coady, C. A. J., and Igor Primoratz. "Terrorism: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2004): pp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