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退潮」是個偽命題？

「全球化是否正在退潮」近年已成學者和評論員喋喋不休的議題，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入主白宮，以及歐盟各成員國的疑歐派聲音日漸壯大，皆似是退潮的有力佐證，說明不少國家領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開始抗拒與他國的接軌和整合。不過，上述對「全球化3.0」的判斷，不僅套用了歐美中心主義來看待全球事務，忽略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互動，也過於集中近十多年的政經發展，脫離了由19世紀伊始的全球化脈絡，同時也欠缺了對「全球化4.0」的想像。

「全球化」現波折屬平常　不易過早下歷史判斷　

雖然「全球化」早已成了琅琅上口之詞，但這詞其實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故在討論前或可姑且借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定義——總體而言，經濟「全球化」是個歷史過程，是人類藉創新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結果，即是透過貨物、服務和資本跨境流動，造就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同時，該術語有時也可用作人員（勞動）和知識（技術）的跨國流動。不過，現時不少人爭論的退潮，其實泛指是上世紀80年代伊始（特別是蘇聯解體後）的第三波全球化，亦即是建基於自由主義的全球治理機構「快速擴張期」，但要判辨出退潮是否歷史趨勢，還須置於更長遠的歷史視野，即加上前兩波的全球化浪潮作討論。

日內瓦研究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指出，近代的全球化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全球化1.0」始於1820年，並在一戰開打時結束；「全球化2.0」則在二戰後展開，並止於1990年左右（注一）。

「全球化1.0」是指由工業革命的帶來規模經濟，使各類消費品變得更加便宜，加上國際產業鏈漸成初形，生產、消費模式不再局限於一地，使貿易成本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階段的全球化，幾乎沒有政府作推手，也欠缺現有的全球治理，故可算是放任自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推動；然而，二戰後開展的「全球化2.0」，則是國際貿易與國內政策相輔的產物：市場負責資源分配的效率，跨國政府則負責執行國際公義，故可見這階段建立了不少制度化和規範化為本的國際治理機構，如有聯合國、IMF、世貿、歐盟（或其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不過，自蘇聯解體，及不少封閉國家開始與世界接軌，加上新一輪生產技術革命，我們現處於的「全球化3.0」時代有兩大特徵：一是國際治理機構的快速擴張，愈來愈多國家願意按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進行互動；二是「外判化」創造了新型國際產業鏈和分工，先進國家負責研發和設計，發展中國家則負責處理餘下的低技術工序。可是，這種生產模式引伸的問題，是大量先進國家的低技術勞工未能適應新時代，使其生活條件每況愈下。箇中的民怨，或多或少可反映於近年的歐美政局動盪之中。

不過，若然只看先進國家的政局動盪，或可得出全球化正在退潮的結論，惟此忽略了全球化所強調的「全球」面向。的確，自特朗普上任後，他便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旗幟，並以馬基維利式的行事作風，拒絕跟隨「全球化2.0」開始逐步建立的國際規範；同時，大西洋的彼岸歐盟，不但身陷無日無之的英國脫歐亂局，亦受到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an）牽頭的「反自由主義」挑戰，腹背受敵。但如引文提及，用歐美的政治事例來判定成敗，其實亦只點出先進地區在全球化所遇的波浪，忽視了其他整合的手段，也否定了未來技術「再革命」而帶來的「全球化4.0」。畢竟，歐美只是「全球」的一部分而已。

「全球化4.0」所謂何物？

現時，我們可謂身於「全球化3.5」年代，亦即是轉接到「全球化4.0」 的過渡時期，政經上，全球重心慢慢由西方先進國家，移向東方的發展中國家；科技上，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和物聯網亦將由研發，轉向應用階段。這兩個大潮流都不是特朗普或某一區域組織能夠左右，同時亦會對未來的全球化進程帶來難以預視、革命性的影響。

政經上，世界政經重心由西向東、北向南轉移，一眾發展中的國家整合過程，也為全球化的過程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如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指出，歐盟與東盟代表了兩種國家融合與一體化的模式，前者為「政治法制型」模式，而後者則是「政治協商型」模式。儘管早年不少人對東盟模式存有疑問，但觀乎近年歐盟的內部紛爭，東盟這種較鬆散的聯盟在處理成員國的矛盾上，卻顯得更有韌性和發展潛力。這種「只談經濟、有空才談政治」的整合手段，能否取代歐盟成為更有效的區域融合範本，今天已成了國際關係的重要課題。即使東盟模式有其短處，但至少亦可為未來一體化開出另一藥方。

另外，由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和物聯網引領的技術革命，亦會像上一波全球化般，產生新的贏家和輸家。鮑德溫教授曾在世界經濟論壇指出，下一波工業技術革命將可能危及白領階層的生計（「全球化3.0」則是藍領階層），機器人將取代不少服務業和專業人士（如AI寫新聞），但與此同時，亦會湧現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因此，未來各政府只能借鏡「全球化3.0」遺下的「藍領民怨」，思考如何從教育、技術培訓等方面，協助將被遺忘的白領工人，避免現時歐美的政治亂局，再現於「全球化4.0」時代。

縱觀19世紀起的全球化歷史，國際政治在每個轉接時期都風雲變色，而生產技術上的革命更加無人可擋。一如大英帝國的崛起，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到20年紀末蘇聯解體打破二元對立的國際秩序，再到21世紀的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興起一樣，每次權力更迭的過程（如戰爭和貿易戰），都總創造出新的國際秩序，但卻總是不約而同地推動了另一波全球化。因此，若僅以現時歐美「全球化3.0」的反撲，就斷言否定了其歷史進程，實在脫離了全球化的當代脈絡。

注一：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