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亂局】民粹政黨掀憲政危機 脫歐之路還會遠嗎?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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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中一支曾奪世界杯的隊伍,意大利缺席本屆賽事已是一大憾事,但對於國內民眾、以至全球觀察家而言,目前意國的憲政危機遠比失去參賽資格更為重要。意國總理來去匆匆,近十年已有五位總理走馬上任,政治勢力不斷分裂,由一代花花公子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到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所籌組的聯合政府可見一斑。今次憲政危機不僅反映政治勢力愈趨碎片化,更潛藏着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兩大民粹政黨 — — 左翼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和右翼北方聯盟(Lega Nord)聯手組閣的「奇特」組合,會否把意大利送上「脫歐之路」?

意大利組閣失敗或要重新舉行選舉,歐盟在此時發布財政預算案,增加意大利等南歐國家的預算。(路透社)

意國例子非偶然 民粹成主流是世界大勢

在不少觀察家眼中,意國憲政危機的重要性,在於會否打開一扇破窗,令整個歐盟陷入分裂之路。早前,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 (George Soros)  在歐洲外交關係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年會中,發表了一篇名為《如何拯救歐洲》的文章,指出歐盟內部正受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所威脅,並提出三個解決方案,以保歐盟這個「和平計劃」可繼續運行。

事實上,意國的政治困局,正是全世界對傳統政客和建制內部不滿的縮影。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本為意識形態和政策倡議分歧極大(甚或矛盾)的政黨,前者提倡直接民主、增加福利開支、綠色經濟和反貪;後者支持減稅、反移民及北面較富裕地區獨立成國。但何解兩者皆在大選中取得佳續,更有意籌組聯合政府?(註)

註: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否決薩沃納(Paolo Savona)的財長提名,組閣失敗,或須重新舉行大選。

五星運動領袖迪馬約表示,他和聯盟黨有能力化解今次政治及經濟危機。(美聯社)

雖說施政理念南轅北轍,但兩黨在選舉策略上,皆觸動到兩大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 — 歐債危機後的緊縮政策和難民問題。為應付因過度借貸而爆發的金融危機,意國按歐盟和IMF要求推行緊縮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嚴重影響基層民眾生計。更重要的是,推行緊縮政策後,意國經濟可謂毫無起息,GDP總量由2008年的2.39萬億元,下跌至1.86萬億元,而失業率仍徘徊於11%(2016年世界銀行數據)。簡單而言,即是「愈緊縮、愈窮困」,故可見倡議基本收入的五星運動可在拿坡里(Naples)、巴勒摩(Palermo)和卡利亞里(Cagliari)等較落後南部地區有廣泛支持。

不過,在北部較受歡迎的北方聯盟則是另一個故事。北方聯盟主席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大打反移民牌,情況一如法國極右領袖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和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的選舉策略。自歐洲難民危機爆發,由於意大利(和希臘)處於地中海入口,不少非洲和中東的難民取道兩國登陸,故意國國內的尋求庇護者遠較大部分歐盟國家多(還未計算非法入境者)。然而,民眾不滿救濟難民所帶來的福利開支和社會問題,正是北方聯盟的反移民政策能吸引廣大民眾支持的原因。

歐盟成員國內尋求庇護的申請人數(資料來源:Eurostat)。

須知,此劇本並非首次出現。在意國大選前,不論是德國、法國、比利時、波蘭、匈牙利,還是歐債危機肇始時的希臘,民粹領袖的支持度節節上升,是因廣大民眾已對傳統政黨和建制政客信心盡失,無法解決積弱已久的社會問題和歐盟雙邊關係,令民望將希望投放到極端政黨,望激進政策可帶來改變。儘管多國情況不盡相同,但疑歐派和民粹領袖走入主流已是不爭事實。問題是,歐盟應如何回應疑歐派,以保意國不會被民粹領袖騎劫,引領上脫歐之路呢?

五星運動拉吉曾當選羅馬市長,然而上任不久就被指控濫權。(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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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興起是政策使然 政策改革不可是鐵板一塊

平情而論,民粹領袖所開的空頭支票的確可打動選民,但歐盟在政策上的誤判,才是極端政黨支持度上漲的底因。目前,歐盟內部債台高築(按政府債佔GDP比率)的國家不只有意國(132%),還有希臘(180.8%)、葡萄牙(130.1%)、塞浦路斯(107.1%)和比利時(105.7%)等國(歐洲統計局,2016)。按歐盟要求意國和希臘執行的緊縮政策效用來看,一旦債務危機重臨,其效果很大機會是適得其反。

按歐盟的邏輯,債台高築的國家可透過緊縮政策,減低政府開支,提升經濟競爭力,以重建所謂的「投資者信心」,解決債務問題。不過,此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想法,忽略了三大副作用:一,在緊縮政策下,政府削減福利開支,以減輕政府在資源再分配的重要性,此舉往往對基層的打擊遠大於富者(按比例而言),加劇貧富差距,令基層產生為銀行家買單之感;第二,緊縮政策長期或會重建投資者信心,但必先經歷陣痛過程,情況一如民眾預期經濟下行將臨,須節省開支,積谷防饑,反過來令整個經濟陷入通縮的惡性循環;第三,以歐盟經濟體的關聯性而言,一國削減開支定必會產生漣漪效應,間接衝擊其他經濟體,即是把問題「出口」到他國。

金融海嘯後,意大利經濟不景,全國每100人就有10.3人活在相對貧窮。(美聯社)

此外,早年簽定的歐盟法律《都柏林公約》(Dublin Convention),同為意國的政治危機埋下伏筆。目前歐盟難民分配機制「有趣」之處,在於《公約》規定尋求庇護者,只能向第一個踏足的簽約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該國則有責任審核並提供基本生活所需。換言之,當眾多歐盟國家不願為意國或希臘分擔責任,自然引起民眾的疑歐情緒。

意大利的憲制危機表面上是緊縮政策和難民問題的後遺症,但根本原因應落在歐盟政策上。政治上,歐盟作為超主權實體,本須協調各國矛盾,但奈何歐盟的政策不單沒有顧及成員國之間發展差異,以劃一標準去規管成員國(如財政赤字佔GDP不可超越3%),加上無法預視的難民危機爆發,才會衍生出各國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興起的思潮。

目前,要判定意大利會否踏上脫歐之路仍是言之尚早,但意國的憲制危機,正正給予歐盟警示作用,說明民粹主義當道並非無緣無故,而是刻板和欠缺彈性的政策所致。解決問題之道,在於歐盟能否採用前沿思維,重新審視各國發展差異,按個別「國情」制定政策,化解分歧。反之,若歐盟續以當前的機制處理成員國之間的矛盾,意國的憲政危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而索羅斯最擔心的一天亦會逐漸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