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金融大鱷索羅斯 掀下一波文明衝突
過去一年，不論是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或是他創辦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OSF）都成了匈牙利政府、以至中、東歐當權者的眼中釘。雖說OSF是全球規模最龐大的「慈善機構」，其蹤跡遍布全球逾100個國家，由國際移民問題、裙帶資本主義的貪污問題，以至公民投票權等民主化倡議，索羅斯和OSF皆不怕摻進這潭「政治渾水」。本質上，OSF打着「民主」的旗幟理應能佔據道德高地，但為何其組織所高舉的理念會惹起如此的反撲，令索羅斯成為東歐諸國當權者的共同敵人？是東歐在蘇聯解體後的民主化進程出現問題，還是「民主」這個概念出現根本性的內部矛盾？可以肯定的是，索羅斯與匈國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的對峙不僅是匈國的內政問題，還隱含着未來數十年全球文明衝突的主軸。
推廣普世價值是還政於民，還是金錢堆砌的「另類獨裁」？
不論是索羅斯本人的言論，或是基金會所倡導的普世價值，都跟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較準確應說是西方主導）和《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價值觀體系大抵上都如出一轍。基金會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即基本人權和尊嚴、法治（rule of law）、公民權利、公平公開選舉、反種族歧視及同性平權等，都是全球人類在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後一直追求及傳播的核心價值，並認為這些基本教義能促進整體人民的福祉，亦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歐爾班當然不認同這套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他認為索羅斯不斷透過基金會煽動民眾，以打擊民選政府的管治威信。自歐爾班掌權後，索羅斯不斷批評匈國政府施政有違民主的基本方針，更形容歐爾班正建立一個「黑手黨國家」（順帶一提，索羅斯是匈籍猶太人，早年因戰亂離開母國，故不難理解他會對匈國內政「說三道四」）。
不過，索羅斯的批評亦非全無根據。儘管歐爾班是人民「票選」出來的領袖，但其施政方式卻夾雜着右翼民粹和本土優先的色彩。早在2010年，歐爾班在其治國宣言中已強調「要建立一個『非自由主義』的國家」，其治國理念亦於近年逐步落實。例如，在數年前因利比亞和敘利亞內戰，所引爆的歐洲難民危機，歐爾班無視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主張在邊境興建圍欄，阻擋難民取道匈國前往其他歐洲國家；此外，在兩人矛盾陸續浮面之際，歐爾班所屬的政黨通過一項教育法案，規定所有在匈國設立的外國大學，須在原註冊國家營運校舍（結果只有索羅斯創辦的中歐大學不符合新規定）。此舉不但看似是針對索羅斯，更被不少人質疑是打壓學術自由。
誠如上述所說，OSF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更在幕後出錢出力支持各地的反對派，以宣揚其組織的「民主」理念。2015年，索羅斯向記者坦言，他確實有份資助13年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間接推翻了「民選」的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不僅是烏克蘭，OSF的「資助活動」還遍佈整個東南歐，故不難理解為何俄羅斯、馬其頓、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等政府會對索羅斯和OSF有如此敵視的態度。在他們的眼中，索羅斯面目虛偽猙獰，透過資助反對派和社運人士等活動，以「開放社會」作榥子，煽動民眾挑戰管治者的權威，是造成社會撕裂和動盪的根源。
到底OSF所推動的「民主化運動」，對於人民而言是福還是禍？這個問題不易解答。誠如烏克蘭一例，當年民眾走上首都基輔街頭，主要訴求是逼使政府放棄親俄的外交立場，並繼續推動烏克蘭融入歐盟的進程。可是，當民眾成功逼使亞努科維奇下台並逃到俄羅斯，在「革命」看似快將成功之際，卻出現了峰迴路轉的局面。
亞努科維奇下台後，鄰國俄羅斯在地緣政治的考慮下，反過來資助烏克蘭東部的獨立運動，以防新任政府在外交上倒向西方，引發烏克蘭內戰。目前，烏東的頓涅茨克（Donetsk）及盧甘斯克（Luhansk）已單方面宣布獨立（de fecto state)，而民眾除了需要面對因內戰爆發的經濟崩盤，還有衝突中的人命傷亡。如果命運能選擇，眼看當前烏克蘭國土已被俄羅斯「肢解」、民不聊生，基輔人民還會再選擇走上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抗議中央政府的親俄外交方針嗎？相信索羅斯本人也無法預知，自己原來「有能力」間接引發了一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內戰。
民主的悖論：人民作主還是人民「被作主」
自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爆發了數波民主化運動，不少國家由獨裁政體，逐步擁抱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美籍政治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着書立說， 認為蘇聯瓦解後，自由民主制將會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和政府的最終形式（即「歷史終結論」）。但就今天情況而言，「民主」雖被邱吉爾形容為「很糟糕的政府型態，但比任何其他存在過的型態還要好」，但民主糟糕和弔詭的一面卻逐步呈現於人前。
縱觀全球的自由民主制社會，金錢在政治運動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有財者，如索羅斯一樣，能透過各種形式的「資助」宣揚民主理念，影響及爭取民眾在意識型態上的支持，從而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左右政府的施政走向。不只是上述提及的13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還有早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和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等等，都夾雜着「用錢堆砌」的民主化運動。
問題是，這些受OSF資助的反政府運動，當中的抗議對象不乏是由民主選舉產生出來的政府。 故此，這裹產生了一個「民主的悖論」：由索羅斯主導的基金會不斷對外宣揚民主理念，但反過來又不斷試圖資助某些反政府運動，試圖推翻「民選」出來的政府。這不是有違「民主」的初衷嗎？
事實上，索羅斯一事也間接折射出世界將進入另一個拐點，即威權管治已成氣候，逐步挑戰二戰後主導的自由民主制。不僅是匈牙利「票選」出一個揚言建立「非自由」國家的領袖，還有俄羅斯總統普京、波蘭總統杜達、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甚或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等等，他們的施政上不僅帶有民粹主義的色彩，同時也不符合西方社會多年來所信奉的「自由民主」價值觀。 但有一點不得不強調，當下不少的威權政體，卻是「自由民主」的產品，多麼諷刺。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最大的文明衝突，未必如亨延頓（Samuel Huntington）所指是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的衝突，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石的西方社會價值體系出現的內部矛盾。正如烏克蘭的例子中，如果沒有索羅斯的大力支持，相信烏克蘭的民間組織亦未必有足夠的資源和組織力，來維持一場曠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但反過來看，難道我們又應該以「銀彈功勢」來推翻這些由民主選舉產生，但又不符「自由民主」價值觀的領袖嗎？這才是現今自由民主制弔詭之處。 由此可見，未來政體的發展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另一篇章節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