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治之城】「守財奴」惡習不改 說好的基本法145條社福權呢？
香港《基本法》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為「一國兩制」的法律根據，亦是中央及特區政府再三強調要全面認識及準確落實的一大規章。然而坊間對《基本法》的爭議和討論，往往圍繞住有關國家安全的23條、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45及68條等。而至於政府的理財模式，官方一直奉107條為至高無上、不可違背的條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政府官員一直以此為金科玉律，將財政支出壓低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以下。儘管在林鄭月娥在競選特首時聲言不認同過去官員對《基本法》107條的詮釋，在其所稱的「理財新哲學」下，僅將其支出比率提升至本地生產總值的21.7%，並在未來五年間增加22%，比20%僅多兩個百分點。
殖民地時代的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其著作《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便猛烈批評政府死抱107條，更以此為託詞，剝奪了《基本法》145條賦予港人的社福權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歷任政府蔑視港人社福權
九七以來歷任政府對《基本法》145條蔑視達到了荒謬境地。董建華聲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卻同時間鼓吹儒家集體主義，指照顧老弱傷殘者為家庭的責任，弱勢群體亦必須找到自己的生存手段。
董建華的繼任人曾蔭權在無視港人的社福權上更加變本加厲。其治下政府雖已轉虧為盈，然而仍吝嗇社會保障的開支，更聲言用政府資源幫助窮人猶如「堆沙填海造地」，又叫食物及衞生局調查有否老人濫用醫療資源。其於2008年宣布將生果金加至1,000元同時加入資產審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黃毓民在立法會掟蕉的激烈行為，反獲得不少掌聲。
相比起曾蔭權，梁振英雖然對社會福利有較多着墨，亦取消了為人詬病多年的「衰仔紙」制度，但其對窮人的偏見，從媒體引述其聲稱一旦開放普選，相對貧窮的人口將主導政府政策的言論可見一斑。梁振英任內亦對坊間建立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充耳不聞，僅作小修小補的短期措施，對《基本法》145條中發展及改進社會福政策的規定毫無承擔。
林鄭月娥政府雖然口口聲聲重視社福政策，但執行起來根本跟她前幾任政府無甚差別。其任內最受爭議的政策，莫過於將長者綜援年齡下限升至65歲，把60至64歲的人士摔出社會保障外，在改進社會福利制度不進反退，不僅令全民詫異，更有違《基本法》145條的精神。
量入為出仍須視社會實況
政府一直以《基本法》107條中的「量入為出」原則為託詞，將政府開支嚴控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0%以下，然而其20%標準根本毫無法律基礎。首名將預算上限定為20%的財政司為夏鼎基在70年代提出，但其1980/8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已承認「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夏鼎基與前任的郭伯偉皆為香港「積極不干預」理財哲學的奠基人，郭伯偉更曾指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需要直接徵稅超過一倍，然而在兩任財政司治下，卻是政府最「積極干預」，大規模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政府公共開支大幅膨脹的麥理浩時代。除了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外，政府更引入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確立了綜援前身的公共援助計劃。
殖民地政府大規模推行社會福利，背後自然有其盤算。當時香港剛經歷六六、六七暴動，引發移民潮，社會人心躁動，而距離九七主權問題亦逐漸接近。政府欲藉諸多社會改革，改善社會最低層市民的生活，改變殖民地的面貌及旅居之上的人心，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藉此亦可向北京爭取談判籌碼。此也如八九民運後爆發移民潮，殖民地政府大幅增加開支，推出「玫瑰園」計劃及擴充社福制度，以圖安撫人心如出一轍。
庸官治港勢難挽港人離心
今天在佔領運動後香港人心躁動，旺角暴動、港獨冒起等事足以佐證，市民當中欲移民者亦有反升趨勢，一個有為的政府絕對有責任挽回疏離的人心。奈何庸官治港，只懂因循守舊的當「守財奴」，罔顧港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央政府多年來已不厭其煩敦促特區政府要改進社福制度。兩任總理溫家寶、李克強亦先後要求特區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改善人民生活，此根本符合《基本法》145條所賦予的社福權利。
然而現實的政府政策為何呢？2008/0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政府推行了總值280億元的利得稅、物業稅、薪俸稅削減及寬免，對弱勢群體的福利開支增幅卻僅為其一半。而在2017/1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的一次性救濟款項中，竟有64%用於退還給薪俸稅、利得稅、差餉，僅有16%撥款予社會保障受益者等基層家庭和弱勢群體。
《基本法》的社會福利權長期受到忽視，深為市民不滿。可惜的是，一眾庸官仍如在夢中，對於市民訴求置諸不理。數年前，香港經歷動盪，抗爭者表面上對政治體制不滿，但觸發民憤的本因卻是政府施政重富輕貧。官員必須盡快覺醒，認識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問題，當市民再次走上街頭，以吶喊將官員從善治的夢境中帶回現實世界，那時一切已經為時已晚、難以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