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前瞻】拆解自力更生神話　折射政府肥庫房、窮市民思維

最近「自力更生」成為政壇關鍵詞，政府希望市民「自力更生」，少靠政府，提高勞動參與率，所以削減60至64歲長者的社福保障。周一（2月18日）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指斥「自力更生」是美麗修辭，政府先建構「綜援養懶人」論述，把失業綜援人士標籤為私德有虧，藉此削減綜援金額；再新增自力更生計劃，由專人指導如何改善自己，以迎合勞動市場的要求。
事實上，在本地脈絡中談及「自力更生」一詞，多少總帶有些獅子山精神的神話色彩。不過，回顧《獅子山下》廣為傳唱的70年代，當時正是麥理浩擔任港督本地社會及福利政策大幅擴張的十年；而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歷經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三任財政司司長的首十年，在面對經濟挑戰時，卻選擇緊縮政府財政、削減公共開支以自保，同時告訴市民應該「自力更生」，以便政府全面建構「大市場、小政府」。今天香港面對社會民生的嚴重矛盾，論其根本實在不得不追溯到回歸後政府錯誤的財政政策，令香港走上歧途，至今市民深受其苦。

政府憂慮市民「福利依賴」　並無現實根據
 
政府經常向市民灌輸「福利依賴」觀念，用以正當化削減福利的政策。但事實上政府統計處在去年11月發表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就指出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該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及貧窮人口仍高達138,800戶及459,100人，約為整體貧窮率（14.7%）的一半。而綜援金額自2007年即使基於社援指數不斷調高，但整體綜援個案及人數卻不斷下降，反映「福利依賴」的說法其實並無現實根據。
 
相反，香港社會真正面對的問題，在於明明有大批收入在貧窮線以下，又符合綜援資格，但沒有申請綜援的貧窮人口。他們未能得到基本的社福保障，獨自艱難奮鬥。早前64歲臨時演員劉何志露宿街頭，猝死於尖沙咀麼地道，就正是被掩蓋在主流「自力更生」論述底下的黑暗與殘酷一面。
 
他們不尋求政府援助，可能受資訊所限，也可能受制於綜援附帶的社會烙印，而產生的驅趕效應。有研究指出，對這批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同意綜援是公民基本權利，社會亦有責任對有需要人士提供財政支援，但「誰是有需要」的資格問題，令他們對綜援有所保留。

反福利主義思潮須追溯至回歸後經濟危機
 
事實上，香港這種上至政府、下至民間的反福利主義思潮，當然不會是自古以來便存在的。根據學者考證，誘發這股浪潮的主要因素，是亞洲金融風暴引致的經濟泡沫爆破，當時股市大挫、在職貧窮浮現，不少公司宣布破產，導致回歸後第二個財政年度（1998/99）即錄得首個財政赤字。
 
面對這項政治經濟危機，當時香港政府延續後麥理浩時代的做法，確立了「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其背後反映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正是認為市場經濟的興衰屬自然規律，在衰退時期市民不應怨天尤人，反而應該抱着自力更生的態度來面對逆境；同時認為社會福利的存在會打撃工作意欲、難以提升勞工生產力，甚至可能拖垮公共財政。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這項價值在今天已被許多港人視為理所當然，但這從來不是治理香港的唯一模式。在港督麥理浩（任期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治下的70年代，當時雖然面臨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但是其民生福利政策卻反其道而行，包括與廣東省政府達成「抵壘政策」的偷渡者移民安排，導致在1976至1980五年間，約有50萬內地居民來港定居；同時開展各項公共及社會政策計劃，包括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社會福利五年計劃、醫療服務擴展以及籌建集體運輸等等。
 
今天我們經常用以詮釋「自力更生」的《獅子山下》一曲，其傳唱的歷史背景正是麥理浩治下社會及福利政策擴張的70年代；而回歸之後的香港政府卻是在面對財赤，朝民生政策開刀時鼓勵市民「自力更生」，尤顯諷刺。

以財赤為藉口　確立「大市場、小政府」架構
 
在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先後擔任財政司司長的回歸後前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香港經濟面臨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等挑戰，而政府又選擇在這關鍵十年讓香港走上「大市場、小政府」的不歸路，包括在1999年推出公務員退休方案，以及在2000/0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布「自願退休計劃」，政府鼓勵五十九個有「冗員」的職級提早退休。更帶頭剝削勞工，在1999年2月公布的檢討公屋房屋管理文件，透過外判、私營化、合約制等方法削減長期職位。
 
耐人尋味的是，最近政府為增加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又開始延後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甚至透過削減社會福利驅趕長者投入勞動市場。政府只懂得跟隨表面財政讓政策左搖右擺，根本缺乏對本地勞動市場作長遠規劃的承擔，只關心政府財政的「自力更生」，而放任勞工在不斷惡化的勞動條件下「自食其力」。

在2003/04年度財政預算案當中，更反映政府往往只是以「財赤」作為藉口，其根本目的卻是卸走政府在公共領域的責任，為庫房保駕護航。該年度政府誠然錄得較預期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政府一方面聲稱香港經濟趨勢向好，包括2002年經濟實質增長2.3%，較2001年0.6%顯著回升；又估計2003至2007年經濟趨勢實質增長每年為3%，通縮亦慢慢改善。然而，這時「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已經被抬高到「特區政府在管治哲學上的綱領」的地位。
 
該年度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政策包括減少公務員編制10%，推出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及暫停招聘公務員；公務員在未來兩年分兩階段減薪6%；以及將社會保障援助金下調11%。在2004/05年度唐英年首份財政預算案當中，香港經濟情況進一步改善，指出「沙士過後，本港經濟出現V型反彈」，經濟增長亦較預期好，例如2003年經濟實質增長3.3%，展望2004年實質增長6%，預測中期經濟名義趨勢增長4.5%，並成功在翌年轉虧為盈。但即便如此，政府仍然貫徹逐步削減公共開支，「決心」在2008/09年度前達到削減接近一成的目標。
 
而自曾俊華在2007年接任財政司司長迄2017年卸任的長達十年任期內，香港雖再無財赤，但理財原則只變本加厲地保駕庫房，令財政儲備持續膨脹。在此種思維下，早前因收緊長者綜援，及近期揭發綜援補助金及特別津貼被市場拋甩的問題，都絕不止是林鄭宣稱的執行細節問題，而是政府過去二十多年錯誤的政策方向引導社會走上歧途，遠較一些空中樓閣的倡議如「港獨」，對市民造成的實質傷害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