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上教育．倡議（一）】增加資助學位4000　有能者有書讀

香港政府自2000年起追隨「六成人入大專」硬指標，卻幾乎未曾增加資助學士學位，反將辦學責任交給自資專上院校負責，令每年成千上萬的莘莘學子為了升學，背上纍纍學債。
現屆政府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卻始終未肯檢討資助學額不足的問題。面對有心有力的學生，到底何時才能還他們一個在資助大學讀書的機會？

【專上教育．倡議】專題
一、增加資助學位4000　有能者有書讀
二、一度銳減8成　資助副學士理應復活
三、自資評審從嚴　私立規管從寬

香港政府目前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八間公立大學，開辦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每年收生約15,000人。但是社會似乎不常去問，15,000這個數字如何釐定？它是否合理？

自1980年代中開始，香港不再行以往的精英教育，改以18%適齡學生入讀大學為目標。15,000這個學額數字，大定於1994/95學年。那年開始，資助大學每年收生14,500人。

政府提四大因素拒加學額

董建華政府在2000年提出普及專上教育，理念上固然可取，有助香港進入知識型社會。不過，縱使港府提出六成學生接受大專教育的硬指標，資助學位卻只由14,500個微升至15,000個，增幅僅得500。即使出生人口持續下跌令適齡學生相應減少，15,000這個數字仍與普及專上教育的目標相距甚遠。

教育局在2008年回答立法會提問時曾經指出，資助學額要「考慮教育、社會及經濟等各方面的因素」，具體而言包括入學學生的質素、中學生數目、政府的財政狀況、香港人力需求等。但如果逐一參看這些因素，便會發現15,000個學額的「規定」早該修訂。

近四成人達標讀大學

首先，看入學學生的質素。這個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教育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是令接受教育者獲益；如果學生的能力達到唸大學水平，他們應該有機會進入公帑資助之列，一展所長。

自中學公開考試改制為文憑試以來，入大學的門檻大體而言就是通稱的「3322」，即中英文科達3級，另加數學、通識達2級水平。過去四年來，文憑試考獲「3322」的考生維持在四成左右，介乎20,000人至24,000人。誠然，大學校長會曾經質疑教育局定下的「3322」門檻過低，是以八大普遍要求學生在四科核心科外，要有選修科成續達2甚至3。但即使以「3322+22」或「3322+3」為進入大學的能力指標，最近四年平均亦有39%人達標，人數在19,900至24,500之間，而政府提供的學士學位卻維持在15,000水平，換言之，每年最少有5,000人被拒諸門外。

不但如此，15,000個學位之中還包括文憑試考生及非聯招申請者，後者計及普通敎育高級證書文憑（GCEA）考生、國際預科文憑（IB）考生和副學士畢業生。扣除這三個組別後，每年經聯招考入資助學位的人數約為12,400人，佔合資格的「3322」考生根本不足六成。在學額比較緊張的年份如2015年，多達12,000名合資格考生未獲派資助學士學位。

學生人數2022年後反彈

政府多年以來拒絕增加學額，其中一個解釋是，隨着出生人口減少，香港適齡學生數目持續下跌，對學位需求自然會減少，加上數千個自資學位，已足以做到「人人有書讀」。自資的角色可容後再討論，至於學生人數一點，按官方推算，中學畢業生人數將在2022年觸底，只得43,000人左右，隨後逐漸回升，惟即使以此數字來推算，若如常有四成人成績達「3322」，即那年約有17,000人達到入大學門檻，再加上每年超過2,000人經非聯招方式獲大學取錄，學位需求仍達19,000個。

由此可見，從學生人數及學生能力的角度考慮，15,000個學位肯定不足夠。若保守一點來看，以中學生人數最低點作計算基準，則政府應該至少增加4,000個資助學士學位，讓合資格考生都能夠得償所願，入讀資助大學。隨着2022年後的適齡學生數目進一步回升，19,000個學位到2027年僅為達標學生（假定40%考生考獲「3322」）的八成，肯定不會造成學位過剩。政府屆時甚至可考慮彈性處理，再增補資助學位，助莘莘學子進入大學。

學生半推半就讀自資

若要政府承擔最少八成學士課程，便要回應剛才未解答的問題——資助與自資學位的分工若何。目前政府提供15,0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的同時，自資學士課程每年收生亦超過6,000人，換言之，資助及自資學位合計超過21,000個，足以取錄九成達標的學生。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政府增加撥款？

當然，容許自資課程發展是應該的，但目前的學額分配會加劇社會不公。現在自資學士課程的生存空間，主要乘政府資助學位不足，接收達「3322」但成績稍「遜色」的學生。這些學生不少來自普通家庭，需要借貸來修讀自資課程，修畢學士學位動輒要花40萬。在2017/18學年，74,000名自資課程學生中，4,200人從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借貸40,000元，31,000人從免入息審查計劃貸款50,000元，即四成多學生要借錢讀書。他們獲得幾年專上教育同時，卻背負纍纍學債，讀書成本驚人。

更甚的是，自資學位的認受性不如八大資助課程，畢竟社會普遍認為，入讀自資課程的多是成績較差的學生，例如不時有人力資源顧問公開表示，僱主認為自資學士輸在起跑線上，有時候寧願聘請八大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可見他們即使順利畢業，社經地位的改善有限。以畢業薪酬而言，據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及教資會的最新數字，資助學士中「賺錢能力」最遜色的是「文科和人文科」畢業生，年薪約20萬元，但自資學士整體畢業年薪比之還要低，平均只得19.3萬元。如此一來，對於背負10萬學債的基層學生而言，自資課程只是一個假希望，甚至有如雙重懲罰。教育原意要促進階級流動，現在的自資專上教育基本上發揮不出這功用。

從根本定位及理念而言，自資學士課程本不應該為資助課程「補漏拾遺」。如果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發展，只因為政府提供的學額不足，那反映的只是政府欠缺承擔，將有心有力的學生推向無涯學債的境地（即使扣使林鄭新政下的每年30,000元學費補助，不少自資課程學費仍較資助課程高）。與此同時，自資院校因每年有數千學生排隊報名，亦會欠動力做好市場定位，追求高質素課程來「搶客」，對自資發展亦非好事。

知識型經濟需要大學畢業生

增加資助學位或會引來「周街大學生」的疑問，但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家長及學生對學士教育需求殷切，即使政府不增加資助學位，每年亦有逾6,000人報讀自資學士課程。政府增加4,000個學位，其實只是將自資課程的學生疏導到公帑資助之列，並不會直接導致「周街大學生」。

更重要的是，大學畢業生是否「過多」，關鍵因素還看市場人力需求。多年以來，香港正轉型為知識型高增值經濟體。勞福局公布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中明確指出，「預期對較高學歷勞工的需求將會上升」，學士畢業生能補充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等職位需求。官方數字推算由2012年至2022年，市場對學士學位程度的人力需求逐年增加3.3%，學士或以上的人力需求佔整體32.3%。

以實際人數而言，勞福局推算到2022年，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的勞動人口大致供求平衡。由於推算不分資助或自資，換言之，每年21,000名學士新力軍（按現制，即15,000資助學生+6,000自資學生），也未至於嚴重過剩。故此，由政府提供19,000個資助學位，加上報讀自資課程的另一批學生，合理推斷並不會令市場過分飽和。

教育開支低於其他經濟體

在政府的財政能力方面，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生，每名成本平均為約24萬元（整個課程計）。由此推算，新增4,000個學額涉及開支不會多於9.6億元，佔專上教育年度經常開支不足4.5%，絕對是可承擔的數目。眾所周知，香港政府花費在基建等範疇相當豪爽，但投資在教育經常開支的年增長來說，卻是「跑輸大市」，在十大政策範疇中排倒數第二。

早在2000年矢言普及專上教育時，香港政府就應該肩負起增加資助學位的責任。延宕至今，在檢討自資專上教育之際，政府亦是時候正視大學教育的殷切需求。近幾年教育經常開支只佔GDP3.3%，今年經常及非經常開支加起來才及4%，與較發達國家的4.8%相距甚遠。正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建議，將教育經常開支提升至佔GDP最少4%，絕對是有為政府應有之舉。

要落實增加4,000個學位，當然會對八間資助大學帶來壓力，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是將現時自資的香港公開大學課程轉為資助辦學。自取錄全日制學士11年以來，公開大學已經發展出一定規模，而且課程全面，涵蓋商業、幼兒教育、護理等多方面，並具自我評審資格。現時公開大學每年收生逾2,700人，可見只要政府願意撥款，由公開大學提供3,000個資助學位不是問題。餘下的由八大合力承擔，相信壓力仍在可負擔的範圍之內。說到底，增加學位非不能也，不為也。

除增加資助學士外，副學位政策亦必須改革，詳情看〈【專上教育．倡議（二）】一度銳減8成　資助副學士理應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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