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虐兒狀況報告　靠公開資料守則見天　政府何以自稱透明開放？

香港電台透過《公開資料守則》，取得中央政策組在改組前委託學者研究虐兒情況及處理方法的報告，發現醫管局及社署沒有互通受虐兒童的記錄，社署可能沒有接觸所有個案，增加兒童風險。
報告結果關乎生命安全及社會政策，中策組早前以內部參考為由，一度拒絕公開報告的決定，值得質疑。《守則》固然發揮效用，那邊廂，《守則》的未來不無憂慮。政府曾經拒絕索取資料的要求，佔所有申請比例也有上升趨勢，反映政府愈來愈不重視民眾取得資訊的權利，也反映《守則》效力有跡象減退。

港府在1995年推出《公開資料守則》，當中列明除非有特別理由，部門應公開索取資料要求。如決定拒絕提供資料，部門必須羅列理由。不過，《守則》沒有法定效力，申訴專員在處理投訴及建議後，相關部門沒有法定約束力跟從。這是《守則》的一大缺陷。

雖然如此，隨着市民更重視知情權，也認知《守則》效用，索取資料的數量逐年上升，由2009年的2,076宗，增至2016年的5,144宗。

然而，索取資料被拒的比例，在前幾年回落後，在2016年再次上升，達2.29%，按宗數計更是高位，有118宗。申訴專員公署收到72宗投訴，認為有當中44%，即32宗，拒絕失當。

為何會拒絕？申訴專員公署指出，牽涉部門經常提出被誤用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第三者機密資料」，例如誤把部門本身的資料，歸作第三者資料，因而不披露。倡議組織「資訊公開」日前在報章撰文，統計2015第三季至2017年第三季的拒絕理由，再次確認「第三者資料」為主要原因，佔總數三成，其次為「公務的管理和執行」及「個人私隱」。三者共佔六成。

該組織進一步論證，「第三者資料」的意思，實情是保障私隱、商業秘密和導致不當地獲得利益或好處的豁免條件。而在公眾利益及容許刪除涉及私隱和商業資料的情況下，「第三者資料」不應是拒絕公開資料的理由。

申訴專員公署刊載一個例子，是康文署於2015年拒絕向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披露該署與地產商之間，就星光大道所簽訂的管理協議，議員遂投訴公署。公署不同意政府部門與第三者簽訂的合約為從第三者取得的資料，涉及的協議也沒有訂明內容必須保密，而公開資料引來的公眾利益傷害非拒絕披露的理據。申訴專員因而決定投訴成立。

政府總部不再「門常開」，政府部門對資料更是「重門深鎖」，屢遭新聞從業員、立法會議員和民間團體批評，增添採訪障礙，限制蒐集數據以倡議政策，難以保障市民權益。

公私營合作項目，常見於香港的道路運輸，社區和營商設施。康文署的例子，正正顯示公眾對公私營合作項目存有監督盲點，鍥而不捨也未必取得所需資料。當政府不願按規公開資料，政府就更難以叫人信服公私營合作安排公開、透明。

港人應據理力爭，透過《守則》等渠道，要求政府公開更多資訊，得悉政策制定的依據。有民間組織建立「Accessinfo.hk」網站，方便市民利用《公開資料守則》向政府部門提出資料要求，並公開資料結果，交流知識。政府表示年內諮詢《檔案法》，民間要督促政府立法要全面，不可馬虎，同時爭取早日制訂《資訊自由法》和《開放數據法》，清楚釐訂何等資訊才可保密，否則必須公開，而且訂立拒絕公開的罰則，保障公眾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