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香港經濟要發展需要什麼樣的工商界？
近日在深圳召開的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強調了香港工商界要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為深入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回顧香港工商界的歷史背景，並結合現實挑戰，探討工商界未來應有的角色與責任。
正如筆者近日刊登的拙文《香港要「拼經濟」須把握新契機》指出，香港的工商界歷史源遠流長，其管治模式可追溯至港英時代。當年，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最大意義就是服務英國的海外利益，保障英國商界更好地賺錢。英商怡和、和記、太古等洋行早在1861年已成立香港總商會，以代表和維護英商的利益。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流程中，商會代表參與「共商國事」是其重要環節。重商主義的英國統治者，深諳「和氣生財」的道理，對於體量較小的香港本地華商，殖民政府也會給予一定社會和經濟資源，並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些華商也成立了一些行業組織來協調內部需求，並逐漸發展出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慈善組織，以慈善事業回饋社會發展。
大政府小市場 一躍擠身四小龍
從戰亂頻仍，走到戰後復蘇，香港各界都極度珍惜這個共同打造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建立自由貿易、低稅率、最低勞工保障、高利潤回報的市場，和政府少干預的政治環境，逐漸成為神聖不可侵犯政策原則。
這一原則也一度經歷考驗，在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內地資本尤其是上海紡紗資本南下香港，加上本地也有新的工業企業興起，令這批新利益團體與舊有的英商洋行和華商的利益矛盾開始顯現。但港英政府以靈活手腕接納了南下內地廠商和新工業家，又批準成立香港工業總會等行業組織，將行業組織代表也納入原有政商管治聯盟當中，參與「共商國事」。
這就是港英政府一百多年來的經驗——「大市場，小政府」，在經濟上主要依靠作為香港商業和工業利益團體代表的四大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各自負責調解市場的利益紛爭，政府則只負責協會之間的協調，從而分散和減輕管治的壓力，加固了政府管治地位。在此期間，儘管也出現少數大洋行、大家族等寡頭，但並沒有讓大多數民眾感到「官商勾結」，既是由於港英政府政治手腕，同時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優待。
畢竟，英國擁有世界上最悠久而穩定的民主體制，有足夠的殖民地管治經驗，而作為港英政府決策者的歷屆港督們，要麽是東征西伐的功勛軍官，要麽是深謀遠慮的資深外交官，甚至還有英國內閣的部長、保守黨的主席等等。港督們擁有豐富的閱歷和政治歷練，在涉及利益的政策處理手腕上，香港工商界、普通市民均看不太出明顯的政策傾斜或優惠。
同時，香港在二戰後迎來了難得的時代契機，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的騰飛令普羅大眾開始有錢賺、有工開、有飯食、有屋住，即便小本生意也有各自的發展空間，尤其是與一河之隔的內地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更倍感幸運。
誠然，香港當年重要的發展契機，也極大來自美國和英國需要借香港作為與中國內地交往的橋梁，中國內地也十分依賴這一國際「窗口」，在天時地利人和、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港英政府和工商界巨頭即便偶有操作失誤，惹來一時怨言，也很快被民間普遍的樂觀情緒稀釋。甚至飛速上升的房價問題，也在經濟迅速發展推動的強大購買力之下被忽略。
前殖民地政府在民間美譽度較高，多位「文武雙全」的港督至今仍受香港市民懷念，以至於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將其執政手法奉為圭臬。這其實並非孤例，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所謂「盛世」的政府都被奉為「明君」和後世的榜樣，即便前文明時代的堯舜，也會被相比下早已發達百倍的後世君主所稱頌和學習，皆是此意。
港資壟斷早已非港英洋行所能比擬
特區政府對港英政府見賢思齊，追隨模仿「大市場，小政府」，本沒有錯，只是在時代的轉變中，漸成刻舟求劍。一方面，隨著英、美等國的工商界人士逐漸撤離、香港本地工業企業北上中國內地發展，本地資源高度向極少數壟斷利益集團聚集，乃至這些集團成為橫跨地產、電信、港口、公共交通、燃氣、電力和零售等各個領域的巨無霸。原本的行業協會組織如香港四大商會猶如蚍蜉撼樹，無力協調其利益。
不少壟斷利益集團更擁有自己的傳媒機構為自己發聲，建立智庫廣納英才，以資本撬動話語杠桿，甚至資助政黨在立法機構制定遊戲規則，左右特區政府施政。可以說，今日港資壟斷商業集團能量之大，影響力之深，早已非港英時代的怡和、和記、太古等大洋行所能比擬。
當然，我們並非將香港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壟斷商業集團。作為工商界人士，為賺取利潤而追隨政策的導向和時代的機遇，完全是必然乃至正確的選擇。
但是，香港工商界要明白，今時已不同往日了！
天時、地利、人和俱已改變
從前的天時、地利已經改變，香港走出了經濟高速發展時代，中國內地逐步開放下，對香港的依賴逐年下降。美國對香港的政策也發生轉變，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曾將香港打造成為反華的區域軍事和情報中心，當軍事扼殺中國內地失敗後，美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英國的配合之下，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貿港，既保障最大化自身的投資利益，也冀以經貿、金融「和平演變」中國內地。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和定位，近年又再次轉向，削弱多年來對香港的經貿優惠，長遠來看將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牽制中國內地的發展。
過去的「人和」亦已生變，「有錢賺、有工開、有飯食、有屋住」不再是香港民眾的必然。在「餅」不斷縮水的時代，壟斷商業集團繼續對各行業寸土必爭，中小企業失去立足之地，普通市民的發展空間愈來愈狹窄。近年來，越來越多市民開始要求特區政府應當更加為民做主，改善乃至更改「大市場，小政府」管治模式，建立如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著重公平的高福利社會，以保障民眾的生活富足。
平心而論，大部分香港特首並非沒有嘗試回應市民訴求，然而，他們既受限於力所不逮，也面臨比歷任港督更多的困局——香港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若要在現行體制下，劫富濟貧，更難如登天。舉例而言，高福利的基礎是高稅率，目前的稅制、基本稅務原則及概念必須改變，但這對於一直以低稅率、簡單稅制來吸引各國企業進駐而成為金融中心的香港而言，很可能是一場災難。
如今在李家超特首和特區政府的身上，其實背負著發展的悖論、歷史的難題。特區政府若然順應民意，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很可能不保。若然維持現狀，特首和特區政府便成為市民的出氣筒，且要為經濟停歇不前負上責任。
當前，同樣被歷史難題所拖累的，還有中資企業和國家中央政府。近年來，內地企業尤其是央企、國企來香港拓展，攜手本地大企業「走出去」，原本是經濟交往加深的必然。然而，中資企業南下又與香港的壟斷商業大集團合作開拓市場，香港的壟斷商業大集團也在中國內地布局進行各類投資，形成利益交織，帶來更多利益集合體。這種利益格局的變化，對於部分香港市民而言，可能會產生資源被侵占的感知，從而引發對在港中資企業一定的不滿和怨憤情緒。
擺脫依靠心理 自身創新與拼搏
更值得提出的是，在探討如何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議題上，近年來香港的工商界已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理解」。這種理解背後，蘊含著更復雜的現實考量。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可能會認為，當存在其他看似更為輕鬆的選擇時，比如依靠中央政府提供直接的援助或優惠政策（即「授我以魚」），為何香港還要選擇更為艱難的道路，去尋求自我發展、自我提升的能力（即「授我以漁」）？
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工商界對於中央政府的依靠心理。在過去，中央政府為香港提供了諸多支持與幫助，無論是經濟上的援助還是政策上的傾斜，都使得香港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這種長期的支持也可能讓部分工商界人士產生了依賴感，認為只要中央政府願意「送大禮」，香港可以輕鬆獲得所需的發展資源。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來說，其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應該來自於自身的創新與拼搏。中央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真正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還須依靠香港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的努力和智慧。
另一方面，香港工商界內部也可能存在一種「拼搏精神」的缺失。老一輩的工商界人士，他們經歷了香港的艱苦歲月，深知拼搏與奮鬥的重要性。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老一輩的人士已經老去，他們的拼搏精神似乎也在新一代中逐漸淡化。新一代工商業者可能更加注重已有的財富和地位，去拼搏、去創新的動力稍顯不足。
同時，新一代工商業者所處的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與老一輩相比，他們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市場環境更加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銳意創新的新一代工商界人士在嘗試推動變革或創新項目時遭遇了挫敗，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所謂的「寒蟬效應」，導致更多新一代的工商界人士可能更加傾向於選擇穩定、保守的發展策略，而不是去冒險、去嘗試新的可能。這種心態的轉變，無疑對香港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拼搏精神」的缺失並不是不可改變的。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其經濟、文化、科技等多個領域都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只要新一代工商業者能夠重拾拼搏精神，勇於嘗試新的可能，就很有可能能夠找到適合香港發展的新道路。
雖然，不少香港新一代工商業界人士擁有留學英美國家的背景，這段經歷不僅為他們帶來了國際化的視野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但同時也可能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未來缺乏深入了解，甚至持有較為看淡的態度。這種態度主要源於文化差異、信息不對稱以及對本地特有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忽視。然而，這種看淡的態度也不是不可改變的。隨著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兩地之間的合作和交流也日益頻繁。這為新一代工商業者提供了更多的機遇和平台，讓他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內地的市場和環境，從而更加客觀地評估香港和內地的未來發展。
政府與工商、港資與中資緊密合作
香港經濟要發展，需要什麽樣的工商界？答案或已呼之欲出。筆者建議可從以下幾點做起。
其一，需要改革「大市場、小政府」的傳統思維模式。儘管「大市場、小政府」一直是香港經濟成功的基石之一，但在當前全球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的背景下，這種模式也需與時俱進。
香港特區政府有必要與工商界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從傳統的「大市場、小政府」模式轉向更為緊密的合作，在這種新的合作模式下，通過加強政策溝通與協調、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創新與產業升級、拓展國際市場、強化人才培養與引進以及加強政府監管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地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物流中心的獨特優勢，推動香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其二，需要香港本地工商界與在港的中資企業加強合作。隨著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的加深，兩地企業的合作已成為大勢所趨。香港工商界可與中資企業共同搭建平台，促進兩地企業的交流與合作，如共同舉辦經貿論壇、投資洽談會等。推動香港工商界利用其國際金融、貿易、物流等方面的優勢，與內地企業在技術研發、市場拓展等方面形成互補。
針對香港部分市民對在港中資企業產生不滿的問題，需要中資企業加強與香港各界的溝通與提升透明度，建立公開透明的平台，向香港市民解釋中資企業在港的具體項目和對香港經濟的積極影響，定期發布報告說明投資情況和社會責任活動。推動多元化發展，鼓勵中資企業與香港本地中小企業合作，支持創新創業項目，增強本地經濟的活力。
以及，中資企業應承諾增加本地雇傭比例，提供培訓和職業發展機會，也應考慮進一步加強社會責任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支持慈善事業和社會公益項目。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政策引導，確保所有在港企業活動符合本地法律，建立有效監督機制，防止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以此緩解市民的不滿情緒，打造香港更加良好的經濟合作環境。
其三，加強對於新一代工商業者的教育和引導。針對上文提及的新一代工商業者的問題，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老一輩的工商人士，須考慮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形勢和政策走向，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創業和發展機會，激發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業熱情。
政府規劃長遠 讓工商界看到未來
同時，特區政府應向各界提供更長遠且具體的發展規劃，使新一代工商業者能夠清晰地看到未來發展的藍圖，並有針對性地制定自身的發展策略和目標。特區政府還有責任進一步優化市場環境，為新一代工商業者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競爭環境，讓他們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當然，在此期間，中央政府的支持仍然不可或缺，但這種支持應該更多地體現在為香港提供發展機遇和平台上，而不是直接「送大禮」。中央政府通過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深度合作與交流，為香港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空間，讓香港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去實現更大的發展。
香港工商界的新「理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央政府支持的依靠心理以及拼搏精神的短暫缺失，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經濟發展的道路前景不佳。只要香港社會各界能夠正視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就能夠找到適合香港發展的新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新一代工商業者的拼搏精神和創新精神，也將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需要的正是一個勇於改革、善於合作、充滿責任感且富有活力的工商界。這個工商界應能夠主動適應全球經濟的變化，與特區政府緊密攜手，共同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也應具備開放的胸襟，不僅加強本地企業間的合作，更應與在港中資企業深度交融，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對於新一代工商業者，需被賦予更多的機遇與挑戰，以培養其面對復雜多變市場的勇氣與能力。香港工商界只有更加自信地走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既保持自身的優勢，又不斷開拓創新，香港經濟才能繼續繁榮發展。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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