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從習主席的戰略辯證法看香港問題
來稿作者：伍俊飛
習近平主席治國理政有一個鮮明的特色，那就是 「戰略辯證法」哲學思維方式。戰略辯證法是辯證法和戰略謀劃的結合，把辯證法運用於戰略謀劃，並用戰略實踐來發展辯證法。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涉及到中國未來發展的命運，需要運用戰略思維來分析；也涉及許多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需要運用辯證思維來化解。在國際大環境和國內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央推動落實 「一帶一路」倡議、大金磚合作、 「四個全面」佈局、國際國內雙循環、中國式現代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一系列部署，這些都是習近平戰略辯證法思想的結晶。
戰略思維，是對具有根本性、全域性和長遠性的問題進行科學謀劃的思維方式。它著眼于根本癥結、全局謀劃、長遠考慮，具備禦繁以簡、綱舉目張的能力。辯證思維注重運用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等規律以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本質與現象、整體與部分、同一與差別、可能與現實、必然與偶然等範疇，是方法論與本體論的統一。戰略辯證法既體現戰略思維，又體現辯證思維，有利於我們妥善應對國家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難題、挑戰和威脅。
辯證法也是中國古老智慧，我們的文化典籍之一《周易》就閃耀著樸素辯證法的光輝。《周易》有一套以陰陽爻為基本元素的六十四卦符號系統，運用對立統一的矛盾分析方法來觀察世界、解剖問題、指導實踐。《周易》認為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無處不存在陰陽，無處不是既相反又相成、既相克又相生的關係。對立統一規律成為近代西方辯證法的核心之一，也契合當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體現了《周易》底層邏輯的普世性價值。
歷史上有些王朝之所以衰亡，就是因為在戰略層面缺乏辯證思維。宋朝滅亡，關鍵在於沒有辯證處理好與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後的金國、蒙古的敵友關係；明朝滅亡，關鍵在於沒有辯證處理好遼東治邊用人問題；清朝洋務運動失敗，關鍵在於沒有辯證處理好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關係。如今我們要維護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的成就，並順利完成中國式現代化，就離不開戰略辯證法思維。
因此，習近平主席曾撰文指出： 「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係十分複雜，這就要求我們善於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我們一方面要加強調查研究，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另一方面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繫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係。任何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觀點都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習近平主席的戰略辯證法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毛澤東主席既發展了辯證法理論，也善於在戰略衝突中運用辯證法。早在1937年，毛主席撰寫了著名的《矛盾論》，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唯物辯證法理論，強調了一分為二作為哲學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他善於通過辯證法來解決戰略性政治問題，提出了著名的 「寬嚴相濟」政策，使其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策略。 「寬」，指的是寬容、寬宥和從寬處理； 「嚴」，指的是嚴格、嚴厲和從重處理。1947年，毛主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 「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政策。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不僅針對反革命分子，也適用于一切犯罪分子，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後來由1979年制定的刑法加以固定。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作出了更為細緻的解讀。
如果從習近平戰略辯證法思想來看香港面臨的諸多問題，那麼我們就能順利地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和鑰匙。在凝聚人心特別是團結黃營市民方面，我們就能夠發現該群體內部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別。我們不可把持不同意見者等同于反對派，而且即便反對派也不是鐵板一塊，許多人在被我們說服和教育後能夠成為建設性力量。嚴懲極少數頑固分子，團結和爭取受其蠱惑的大多數市民，尤其是曾經犯錯的青年學生，這是符合辯證法思想的政策。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有益於我們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不搞形而上學和一刀切。
在土地和房屋方面，我們就能看到香港短期和長期利益的矛盾。從長期來看，香港需要足夠的 「熟地」儲備，有效控制土地以及受其影響的人力要素成本，並徹底解決居民住房短缺問題；從近期來看，香港需要為樓市托底，維護地產商、建築商、有房族的利益，避免經濟衰退和財政危機。這就需要政府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繼續加大土地儲備，降低拓地成本，不可因噎廢食，再次停止土地開發和公屋建設；另一方面調控住房增量，穩住私樓市場，從而通過拉長時間線的辦法來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就能看到經濟新舊動能之間的矛盾。在科技革命、去中介化、零售電商等影響下，以及內地經濟社會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包括內地高新技術崛起、自貿區遍地開花、對外單方免簽、服務業開放、大批留學生回國等新的現象，加上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香港的傳統比較優勢被嚴重削弱，過去發財致富的經驗不全部管用了，比如中西商業橋樑作用已經弱化，物流、零售和旅遊等行業受到衝擊，因此香港亟需培育經濟新動能和新優勢，重新回到高速發展的軌道。這就需要我們應用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和超越，塑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包括發展商品期貨市場、虛擬資產、高科技研發、飛地經濟等，最終達到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
在開啟改革方面，我們就能看到從量變到質變的路徑。改革作為香港一項嶄新的事業，是回歸以來的第一次，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我們宜採取從局部到整體，先試驗、後總結、再推廣，不斷積累經驗、穩中求進的改革路徑。這既是符合香港社情的改革方法論，也借鑒了內地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智慧，更恪守了 「積小步而至千里、匯小流而成大海」的古訓。遵循事物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規律，是香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規避重大風險的重要保證。
習近平主席經常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學哲學和用哲學。當今之世，除了政府、市場、社會力量發揮重要作用外，思想的力量也日趨突顯。在特區政府通過《施政報告》正式提出改革口號之際，深入學習和領會習主席的戰略辯證法思想，將有助於我們正確處理大量複雜關係，積極解除大量歷史難題，成功解決大量尖銳矛盾，找到新思路，打開新局面，從而順利推進香港的 「一國兩制」和改革事業。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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