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建設方尖碑型社會

來稿作者：伍俊飛

樂施會於10月初發佈調研報告，稱香港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最貧困的10%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僅為1600港元，最富有的10%家庭的收入是其81.9倍，而2019年時兩者之間的差距為34.3倍；在香港750萬人口中，目前超過139萬人陷於貧困。這表明香港民生問題的改善、社會流動的提升，任重而道遠。

按照經濟學教課書上的理論，貧富懸殊的經濟體應該致力於建設橄欖型社會，即形成最富最窮的「兩極」很小而以「中等收入層」或「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社會。最早全面闡釋此種社會結構的學者是德國的埃米爾．萊德勒（Emil Lederer），他在1912年出版的《Die Privatangestellten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entwicklung》一書中，提出了中產階級社會的觀點，認為龐大的中產階級對社會利益衝突具有較強的緩衝功能。後來這一理論被大衛．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等學者進一步發展和深化。這一理論在現實中是可行的，因為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都呈現出這種結構，尤其西歐和北歐國家。因此，我國內地近年來不斷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會的比例，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歐洲國家建設橄欖型社會的路徑已經比較成熟。首先，通過稅收政策即向富人階層徵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從而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其次，基於羅爾斯主義，對在自然天賦和社會稟賦上存在劣勢的人進行相應的補償，以排除這些偶然因素對其生活造成的不平等影響，要求政府對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差別予以調節，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弱勢者的地位。第三，提高中產階層尤其是專業人士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使其成為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樑和紐帶，減少階層矛盾和衝突。

然而，問題是香港適合建設橄欖型社會嗎？許多學者、議員、官員的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並在大力推動在香港落實橄欖型社會，但他們的努力一直效果不彰。我們對此的答案則是否定的，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具有高度特殊性，其實難以複製歐洲國家的路徑，而且橄欖型社會並非是中央對香港的優先期盼。

通過對富人加稅的方式來充實財政，增加對基層的福利援助，這既不符合香港作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傳統，也違背香港吸引全球資金的迫切需要，更無助於鞏固和加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尤其是財富管理中心地位。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就逐漸建立了一套以強調自立、自強為特色的生產主義福利體系，政府成功地扮演了基層市民「最後幫助者」的角色。以香港特區政府目前的財力，推行更高的福利政策並不現實。至於鼓勵更多中產階層人士成為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樑和紐帶，在經歷過諸多激進社會運動甚至動亂後，香港的中產階層實際上已經與上層精英和基層都產生明顯的隔閡甚至對抗，所以他們難以承擔緩和社會矛盾的潤滑劑角色，至少未來十多年內確實如此。

當然，我們並不是主張維持現有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而是主張香港應該拿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氣，選擇一種新型社會結構並且以此為社會經濟轉型的發展目標，即方尖碑型社會。

首先，特區政府宜創造良好的條件，大力吸引全球富豪和資本進入香港，長遠目標是居住于香港的富翁人數翻兩番。根據瑞銀發布的2024年全球財富報告，香港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人數約為62.9萬人，翻兩番後的數字超過250萬人，而香港如今中產階層人數為350萬人，貧困人口約為140萬人，加上介於中產和百萬富豪之間的高淨值人口以及餘下的基層人口，香港就形成了上、中、下層人口分佈大致差不多的方尖碑一樣的社會結構。

香港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吸引全球富豪來香港工作和生活。中國內地有601.3萬名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約佔全球百萬富翁總數的10%，美國、西歐百萬富翁人數分別為中國內地3.8倍和2.8倍，中東、東歐等地區約佔20%。如果香港能吸引全球3.3%的百萬富翁前來定居，那麼香港的社會面貌和經濟狀況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次，吸引全球富豪來港的政策並非要在香港推行「滴漏經濟學」，即由富人群體通過消費、創業、僱員等行為間接地給貧困階層帶來福祉，而是推動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合作。我們既然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香港資本主義，那麼自然就可以返本開新，從中華傳統中吸取營養，通過政府引導的方式推行社會階層合作，採取措施鼓勵和支援富豪群體以提供「定向就業」的方式優待貧困人口，提高他們的家庭收入，比如富豪群體所有的企業可以優先招聘居住在劏房的市民。參考內地經驗，如果有250萬百萬富翁人數對口支援250萬基層市民，那麼香港的貧富差距就可能大為縮小。未來香港扶貧工作，可以靠政府和資本共同解決，比如對那些願意救助香港貧困市民的投資移民，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優先審批並提供稅收抵扣。

這無疑是香港經濟發展戰略上的重大改變，特區政府能否為這些百萬富翁創造更優越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這是此舉成敗的關鍵，比如拿出土地來建造更多單位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住宅、設立更多的私立高端醫院和養老院、進一步提高中小學英文教育水準、放鬆金融尤其是商業銀行監管措施、維護言論自由的思想輿論環境、營造更加自由包容的社會環境、建設更多一流文化藝術和運動場館設施、引進更多頂尖科技和文創人才，改善對外交流合作關係等。香港的「一國兩制」仍然深藏許多尚未被挖掘的潛力，這些潛力往往是在人們身處「高壓」的時候才會爆發，如果我們香港人給自己足夠的壓力，那麼就一定能找到創造性的辦法來解決以往不能逾越的困難。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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