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經管｜聚焦香港收入不均
作者：方偉晶（香港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洪雨林（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博士生）、張麗晨（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朱曉冬（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1、引言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對香港情有獨鍾，因它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干預最少。這種自由市場與最少政府干預的概念，最早由港英殖民政府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在隨後的數十年間，一直被歷任財政司奉為金科玉律，無庸置疑。在佛利民到訪香港60年後，這座城市成為了亞洲地區的主要金融中心，根據2023年《福布斯》的排名，香港億萬富翁人數僅次於紐約，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它還是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49,800美元。
在經濟成功的同時，香港亦正面臨重大的社會挑戰。香港的房屋市場是全球最昂貴的，樓價高企導致2022年的港人置業率僅為5.5%；相比之下，它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同年的置業率則高達89.3%。據估計，全港約有2萬人居住在面積只有30平方英尺的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其中約有34,000名兒童。在香港的住房不均問題背後，是高度的收入不均，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超過了三藩市和倫敦；有意見認為此一差距是2019年香港社會動蕩的主因之一。
儘管香港的收入不均問題經常出現在媒體報道中，但在工資、個人收入、住戶收入和政府轉移開支等橫向不均方面，仍缺乏全面的分析。在本文中，筆者根據香港1981至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對經濟不均進行了系統和多方面的分析，涵蓋了每波約94,000個住戶，即住戶總數的5％。基於所得數據，筆者集中探討1997年回歸前後的種種不均趨勢。有關討論很重要，因為過度的收入不均可能侵蝕社會凝聚力，導致政治兩極化和社會不穩，造成一大公共政策問題。
本研究旨在確定過去25年來香港個人工資和住戶收入模式的變化。結果發現，工資不均日益加劇，或由導致整體住戶不均惡化的高收入者引致。儘管住戶收入中位數上升，本研究的結果表明，最貧窮住戶的收入正在倒退。總之，這些發現描繪出一幅香港經濟不均的圖像。再者，也有一些令人意外的發現。筆者觀察到兩性工資趨於平等，而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轉移開支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筆者亦發現高技能和低技能就業者之間的工資差距已見縮減，因為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大大擴充了大學收生人數。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香港的不均現象相信更為嚴峻。在收入分布方面，「小政府」模式在香港可能已站不住腳。
2、歷史和制度背景
在1950年代的韓戰之前，香港一直扮演轉口港的角色。根據宋（1986）基於特區政府的歷史檔案的估計，韓戰前，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貨物中約有80％再轉口海外，貨量相當於當時中國總出口的16％。1951年，聯合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的轉口港角色隨之漸趨式微。
為應對形勢轉變，香港製造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經歷了快速增長。中國內戰期間，來自內地的製造商和資本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和資源，促進了香港的工業發展。黃（1988）在其關於上海企業家移民香港的經典著作中，描述了上海紡織業在1949年之後，如何在港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成為本地經濟的基石。該行業從1950年的132,000個紡錘擴展到1970年的900,000個。此外，玩具和手錶等相關行業也同時蓬勃發展。
隨着製造業基地日益擴充，本地對低薪非技術工人的需求大增，以致大批來自內地的難民湧進填補這些職位空缺。這種工業化的經典情景助長了收入不均，勞資關係涇渭分明。工人的工作和居住條件惡劣；本地工業化進程急劇下，貪污蔚然成風，加上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一定影響（Yep2023），種種因素疊加起來，以致香港在1967年爆發暴動，暴力衝突導致51人死亡和近5千人被捕。
新總督麥理浩爵士於1971年11月抵港履任之後，政府開始重建歷經1960年代暴動洗禮的這個殖民城市。麥理浩推出各種政策，為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繁榮打下基礎，包括實施9年免費教育、10年房屋計劃、設立廉政公署，以及興建沙田、屯門等衛星市鎮。1980年代，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合稱「亞洲四小龍」。
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鼓勵外國投資，香港製造業逐漸北移。1980年代，香港教育的擴展令完成高等教育的勞動力比例增加。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從內地湧入尋求經濟機會。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供過於求，以致高等教育回報有限。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的收入不均與性別收入差距並存。作為製造業中心，大量低薪女工獲聘，Salaff（1995）廣為人知的著作中，就對1970年代香港工廠女工的情況詳加描述。這種職場模式加劇了性別不平等。1980年代服務業的增長為男性和女性創造了大量低薪工作。正如范和雷（2003）指出，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型經濟，加上服務業中較小的性別工資差距，有助於縮窄香港的性別收入差距。
社會對性別問題的意識日強，逐漸縮小的性別收入差距更透過立法方式加以鞏固。平等機會委員會於1996年成立後，立即實施1995年的《性別歧視條例》。在提高性別問題意識和處理性別歧視投訴方面，該委員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社會意識有所提高，女性僱員也從中受惠，以致收入不均大為減輕。
雖然香港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但亦已通過各種計劃致力為窮人提供支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在1993年推出，以協助有需要者，其前身為始於1971年的公共援助計劃。多年來，綜援計劃的援助金額和申領資格屢經修訂，以適應經濟情況的轉變。除了這個計劃之外，政府還實施了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根據父母的工作時數向家庭提供津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以每月獲得津貼。此外，還推出了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等計劃，以協助有需要的家庭。各種援助計劃也為家庭中正接受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子女提供支援，包括持續教育的資助。這些計劃旨在為資源有限的家庭提供支援，但當局仍被批評對本地家庭一直支援有限。
3、計量化香港不均現象
本文使用特區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數據（普查數據），其中收集香港總人口的1%（1991年之前）或5%（1991年之後）的樣本。研究包括了8個普查數據波次：1981年、1986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觀察以房屋為基本單位，所以筆者報告中有關不均現象的普查統計數據屬住戶而非家庭層面。每次數據平均有近94,000個住戶（1981年和1986年除外）。普查數據包括每個住戶成員的詳細人口統計特徵和15歲或以上個人的收入變量。
筆者遵循Heathcote、Perri和Violante（2010）以及Heathcote、Perri、Violante和Zhang（2023）的方法，使用住戶預算限制作為組織工具，在不同層次上構建不同的樣本，以分析收入不均。筆者從個人工資開始，然後加入個人勞動供應以研究收入，並增添其他住戶成員以分析住戶收入，再通過包括非工資收入（例如租金、利息和股息收入）、私人轉移和政府轉移來研究更廣泛的收入指標。筆者根據所得數據探討1997年香港交接前後的不均趨勢，研究所得5項主要發現總結如下。
3.1、工資不均加劇下，高收入者收入增長加快
主要職業的月薪簡明扼要地顯示，工資和薪金是香港大多數居民收入的最重大分項，只有極少數超富裕人士例外。
從【圖1】可見，1990年代初至2011年的工資不均程度總體升勢，不論性別都有對數變異數和堅尼系數足以證明。將最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加以對比，更呈現出明顯的模式。頂層10%最高收入者的工資升幅尤其顯著，在1980年代的男性和1990年代的女性之中尤其如此。然而，這種增長趨勢近年來已經放緩甚至逆轉，最高收入者現時的收入約為中位數的5.5倍。相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保持相對穩定，雖然近40年來在女性之中波幅較大。
3.2、性別平等增強
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在Goldin（2006）中記錄的全球趨勢一致，筆者也觀察到香港職場中性別平等程度有所提升。許多男性的收入在過去40年中停滯不前，而女性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則有所改善。女性的月薪和勞動力供應在整體就業中的份額，已經大大縮窄與男性之間的差距（【圖2】）。
1981年，女性的一般時薪只及男性的60%，女性在整體就業中所佔份額約為30%。到了2016年，這兩項數字分別增加到約74%和50%，儘管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的增幅已經放緩。
3.3、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溢酬有所下降
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中，技能溢酬，即持有大學學位的就業者相對於沒有大學學位者的工資溢酬，自1980年代以來有顯著增長。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來，香港的技能溢酬大幅下降，原因在於年齡組別效應：在同一年齡組別中，技能溢酬隨着時間推移有所增加，但新一代各年齡組別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其技能溢酬起點則較低（【圖3】）。在高技能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兩方面，有以下兩種可能的解釋。
供應方面，1989年和2001年的兩次高等教育擴張，使專上教育的總入學人數大幅增長。根據可供參考的統計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香港專上教育的總入學率從1980年的10.12%增長到2019年的80.98%。【圖4】顯示，在各個年齡組別中，大學畢業就業者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1965年之後的年齡組別。高技能勞動力供應有所增加，有助於解釋對其工資的下調壓力。
需求方面，雖然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結構變化，有助於縮小性別工資差距，卻未能對高技能勞動力產生足夠需求。【圖5】顯示香港、日本、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高技能、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增值份額。香港高技能服務業的份額與新加坡相當，但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份額則遠遠大於其他經濟體。【圖6】顯示相應的就業份額，其中亦呈現出類似的模式。因此，香港對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高度依賴限制了其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3.4、住戶收入中位數趨升而最貧窮住戶收入則倒退
當工資水平各異的個人生活在一起，分享收入和支出，他們的總收入對住戶的整體生活水平有所貢獻。經濟學家使用標準方法將不同規模的住戶收入加以「等值化」，以進行比較（【圖7】）。採用這種方法，再考慮通脹因素後，可見自1981年以來，住戶收入中位數已增加一倍以上。
最底層10%的住戶則未見類似進展，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圖7】中的淺藍色線）更有所下降。近40年來，最貧窮住戶的實質收入已有所減少。
相反，接近頂層的住戶收入增幅在2倍至3倍之間。然而，這一指標並未有考慮來自金融持股或業務擁有權的非勞動收入。
顯而易見，儘管過去40年來本地社會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但收入分布在最底層的住戶的現時收入，反而較40年前為少。
3.5、香港回歸後政府轉移開支的角色更形重要
除了工資和住戶收入，特區政府還為低收入人口提供食物券和優惠服務等轉移開支。筆者將這些轉移開支納入本研究的住戶收入計量中，而產生一項稅前收入計量指標。【圖8】顯示以住戶收入分布中9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之比為指標，考慮到和並未考慮到政府轉移開支的住戶收入不均如何演變。將住戶收入不均（藍色實線）與稅前收入不均（紅色虛線）加以比較，可見政府轉移開支在減輕不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進一步分析頂層和底層住戶收入不均的演變（【圖9】），則可印證特區政府轉移開支對減輕底層不均的影響較為顯著。
將轉移開支在頂層10%、中層10%及底層20%住戶收入分布中稅前收入中的份額加以計算，【圖10】呈現的相關狀況就更加明顯。香港回歸之前，這3個住戶組別的轉移開支份額相似得出乎意料；但在回歸之後，底層住戶組別所獲轉移開支大幅飆升，從大約15%增至接近40%。
由此可得的關鍵啟示，在於從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儘管收入不均顯著增加，特區政府為低收入住戶提供了更多的轉移開支或福利，因而減輕了底層住戶所面對的收入不均。這個結論有別於皮格提和楊（2021），他們只基於工資和薪金計量收入不均，未將政府轉移開支一併考慮。
4、結論
在本研究中，筆者採用全面的微觀數據來計量香港的收入不均情況，並研究了過去25年來的相關趨勢。筆者發現，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均實由高收入者收入增長加快所致。儘管住戶收入中位數有所上升，本研究結果表明，最貧窮住戶的收入卻在倒退。筆者還發現，政府轉移開支和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資對舒緩貧窮和減輕高技能與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不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香港的不均問題可能更為嚴重。筆者還注意到，過度依賴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來創造就業機會，也限制了香港年輕一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最後，筆者應該強調，由於樓價高昂，財富不均可能較本研究中計量的收入不均要嚴重得多。
因此，為了減輕香港的不均現象，特區政府應該在公共房屋方面增加投資，並通過調低進入門檻，擴大高技能服務的就業機會。
港大經管學院1月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員，以及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共同撰寫，就多個香港熱門議題作出研究分析，並從嶄新角度給予政策建議。本文作者方偉晶是香港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學）、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洪雨林是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博士生，張麗晨是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朱曉冬是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學術領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