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的主流價值觀

馬丁沃爾夫在《金融時報》坦言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已經成爲歷史，必須接受中國現在是經濟超級大國的新現實。但他只說對了一半，卻看不到即使在五十年前，七國作為世界經濟龍頭的時候，亦不應該壟斷國際經濟秩序。這是萬隆會議的精神，不結盟運動的主張，七十七國集團的訴求。

六國集團不只誕生在石油危機之後，當時發展中國家亦剛促成聯合國通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這份宣言批判國際經濟秩序向發達國家傾斜，直斥「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沒有為國際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公平分享，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發展中國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國領導人每年舉行峰會，除了是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協調貨幣政策，本質上亦是在維護既得利益，保持其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優勢。

歷史證明了新秩序宣言只是一次對曠野的呼喊。世界轉眼間被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帶進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繼而擁抱華盛頓共識和經濟全球化，跨國企業浩浩蕩蕩地進軍各國各地，在發展中國家收割紅利。

亞非拉要梯子　歐美不夠進步

對於非洲國家，來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濟各看到經濟殖民主義，斥責富裕世界的剝削，特朗普眼中卻只有「shithole countries」，沒想過美國多少財富是來自對他人的剝削。美國人以為自己的成功是美國夢的實現，西方以為經濟成果來自市場競爭，對於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卻視而不見。

奧斯卡今年才誕生第一位亞裔影后，不是因為亞洲電影人以往不夠好。楊紫瓊不諱言說，廿多年前《臥虎藏龍》的演員早就值得獎項肯定。換句話說，不夠進步的不是亞洲，而是荷里活。這就是她作為馬來西亞人，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中國生產的飛機現在才商業載客首航，非洲人擠不進世界百大富豪榜，南美洲沒有自己的服裝王國，與其說是亞非拉國家的落後，不如說是世界不平等使然，後來的人沒有梯子向上爬。

香港迷信神話　社會利益固化

香港在上世紀作為被英國殖民管治的地方，有幸地沿梯子往上爬，在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由亞洲四小龍到成為最富裕經濟體之一。不少人卻抱持落後與進步的線性對比，總是帶着歐美視角看世界，甚至自詡為西方社會的一員。即使香港曾經有四大洋行壟斷經濟，後來又有四大地產商取而代之，但相比起剝削和不平等的經濟結構，更多人以白手興家的李嘉誠為崇拜對象，以為自己能夠成為下一個成功例子。佛利民從芝加哥跑來給我們所謂的自由市場貼金，令獅子山精神的神話更加牢固深刻。

根據這個神話，香港憑着拼搏精神，由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飛機降落啟德機場，象徵着五六十年代英美洋人來到這個亞洲城市，帶來英語和現代化。航班由啟德起飛，帶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衝出亞洲，完成了香港成為國際城市的蛻變。啟德和國泰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符號意義，叫人忘記了多數香港人其實只能夠在九龍城的唐樓仰望天際。即使今天香港富裕了，而且有廉價航空作選擇，但不少基層還是無緣乘坐飛機。我們的官員以為航空體驗能夠增加基層孩子的自信，卻從不解決利益固化的社會結構。

平等理念從缺　居高俯視他者

回看香港半個世紀，火紅年代國粹派流露愛國主義，迎接九七官方強調繁榮穩定，回歸以後社會高舉民主自由，「平等」二字卻一直缺席於主流論述。土地正義和反華爾街的呼聲曾經曇花一現，對經濟剝削的批判——不論是國際的抑或本土的——始終不及趕上市場快車重要。更多人希望成為資本世界的贏家而非關注輸家，更遑論改革遊戲規則。

放眼世界，香港着緊的是如何與紐倫比肩。此「香港」實際上非香港，而只是指中環。富裕、國際化、英語為主，中環的精神距離更接近紐約第五大道或者倫敦金絲雀碼頭，總之不會是地理上僅幾公里之距的深水埗。中外國家的城鄉差異在香港以更短的距離、更大的鴻溝呈現。資本、進步、現代、國際化、西化幾個概念糾纏重疊，居高臨下地俯視站在對面的勞動、貧窮、落後、東方。

解殖不是去英語、去國際化

曾幾何時，亞洲被稱作「東方」或者「遠東」，不被認為有主體性，只是依附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今天全球經濟治理卻正在進入「亞洲時刻」。不論用文明進步的角度看，抑或是出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已開始改變，而且變化還會更大。七國集團正在拉攏全球南方的支持，查理斯加冕大典引發了反階級示威，奧巴馬藉着《我工作故我在》質疑財富不均背後的經濟不公。在國與國之間，在各個國家之內，公平、平等是愈來愈重要的價值。

香港結束了殖民統治將近廿六年，對於不平等的社會及經濟結構卻始終缺乏深刻批判。官員議員至今仍在宣揚所謂獅子山精神，空談自強不息、善拼敢贏。這本身就是昧於殖民主義的結果，看不到以競爭為包裝、實際上的結構不公和剝削。解殖並不是去英語、去國際化，而是重構平等的關係和視角。如何看待西方、看待英語，跟如何看待貧富、階級、剝削其實就是同一件事。着重經濟公平的北歐國家普遍較為文化包容、社會共融，並不是偶然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