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有行動力並不足夠　施政需要價值核心

李家超班子上任已半月有多，看起來政府並沒有沉浸於所謂的蜜月期，而是雷厲風行地推出不少新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一口氣成立了四個工作小組針對跨代貧窮、土地房屋供應、公營房屋及地區關注議題，同時提出將成立特首政策組負責宏觀地研究香港、國家及國際形勢，以輔助決策。另外，李家超又建議每月在立法會舉行廳前交流會，每次會派一位司長連同五至六名局長與立法會與議員交流，以促進行政立法機關的良性溝通。李家超上周親率六位正副司長出席首次交流會，不少議員反映會面氣氛良好且具建設性。

除了這些組織上的變革外，李家超班子也有直接表現。上周初，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便落區探訪了四間劏房和板間房以了解基層生活，又承諾會到各個在興建中的公屋地盤視察。此外，政府亦提出了多項新的防疫措施規劃，例如建議參考內地做法，增設「紅黃碼」機制去控制疫情傳播；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同時表示，為了方便跨境人員交流，政府正在研究縮短訪港客檢疫日數，有可能從現在「7+0」縮短至5日或更短。

以上種種都說明李家超及其團隊可稱作行動派，對比以往多講少做的官僚文化有其值得欣賞和肯定的地方。不過，香港需要的是一個全面的改革，只有行動力並不足夠。《孫子兵法》所講「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會戰勝的軍隊先計劃好戰勝的方法並為此做足準備，然後才付諸實行，一般人只看到他們戰勝，其實背後做了很多功夫。反之，戰敗的軍隊往往沒有準備，抱着「上了再算」的心態，臨陣才想如何戰勝，結果自然不理想。

歷史上就有不少行動派因欠缺周詳計劃而得不償失。漢朝的王莽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標，他篡漢自立短短十多年間，推動多種復古政策，豈非一個徹頭徹尾的行動派？然而王莽新政開歷史倒車、違反常理，終究失敗。推翻清廷的袁世凱也是個行動派，不過最後卻敗於復辟稱帝。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也以行動力見稱，其施政往往如忽發奇想，想起什麼便馬上付諸行動。這些都正是孫子所謂的「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只知道行動但卻欠缺周詳計劃，最後只能失敗收場。

警惕各司其職淪為各自為政

李家超強調「以結果為目標」，但缺乏計劃的行動很可能走上冤枉路，從結果論來說不一定比不行動來得好，香港並沒有多少光陰可以繼續虛度，我們當然希望李家超班子走的不是冤枉路。然而，觀察新特首近來在一些場合有關於其施政的說法，我們不得不擔心新政府的行動力未必能得出好結果。近日，李家超在回應施政提問時，強調他的團隊會各司其職，他本人不打算做15名局長的工作。面對議員與傳媒的政策提問，他亦屢次指會交給各司局長思考，這令人覺得他似乎打算依賴各司局長由下至上建議去制定政策方針。

李家超的話固然有一定道理，特首並非完人，不可能樣樣皆精，在施政方面自然應該多傾聽各級官員或專家的意見。然而，施政不是拼圖遊戲，不是左一塊、右一塊地拼起來就可以順利運作。事實上，各種問題環環相扣，就好像防疫政策不只是公共衞生的科學問題，也是社會經濟的問題。如果部門之間只是單純的「各司其職」，那政策之間就可能出現自相矛盾、互不配合，甚至是「各自為政」的情況。就好像中國自南北朝之後將宰相權力一分為三，設中書省負責起草政令、門下省負責審核封駁、尚書省負責執行。三者理論上是各司其職，但實際上卻可能出現中書花很多時間起草，門下卻總不過審，又或是中書門下認為可行的政令，到了尚書省發現根本無法執行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朝廷最終設了議事堂，讓三省共議政令，確保大家能互相溝通。

破除利益固化需要價值支撐

太過依賴司局長自己去制定施政方針，施政就易會首尾不顧。而統籌司局之間的政策，正是特首的工作。特首當然不可能凡事親力親為，但他要訂立一個總體的施政綱領和目標，讓其他官員依着目標去思考如何制定政策。就好像國家中央也是先有國策目標，再讓地方政府依着目標去做，而不是請地方政府各自想想應該怎麼施政。

李家超曾提過在上任百天內會為政府和管治班子設立「關鍵績效指標」（KPI），其實也應慎思相同的道理。設置KPI要真的能考核政府和官員是否能達到政策目標才有意義，不然輕則變成敷衍了事的冗贅行政工作，嚴重則將時間白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例如，前政務司長張建宗出勤紀錄良好，但司長不是保安，單是出勤並不能滿足政策目標，那自然不能將出勤定為KPI的考核點。到底要如何定政府或官員的KPI，就需要特首仔細思考。

那麼，特首又應該如何統籌香港的施政目標呢？政治是一種取捨的學問。因此要有一個好的施政綱領和目標，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搞清楚要取什麼、捨什麼，換句話來說，就是要有一個施政的價值觀，搞清楚事情的輕重緩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慶祝回歸二十五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到希望香港能「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以令「經濟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香港當下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全面改革，這番話正點出了香港改革應該朝往什麼方向。

我們已多次討論過「利益固化」是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問題之一大重點。既得利益者掌握經濟結構向他們的利益傾斜，既不合乎社會整體利益，也令階級流動性降低，終成社會問題。固化的經濟結構也令經濟欠缺新的創意及增長動力，發展停滯不前。月初，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提問對解決「利益固化」有何計劃時，李家超只能籠統地回答這是「團結整個社會共同貢獻和努力的問題」。對一位管治者而言，如此籠統的答覆遠遠不足夠。李家超如果想確保自己的行動用得其所，就應該思考各司局具體可以為此做些什麼，並按這些標準去制定他們的KPI。例如，發展局及房屋局如何才能令年輕一代從置業的壓力中解放，教育局如何可以通過教育去創造階級流動，勞福局又如何阻止跨代貧窮等問題。

只有搞清楚方向與價值，特區政府的施政才不會迷失方向、白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