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防疫政策 回答治理之問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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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港疫情處於萬宗高位,但政府周四(8日)宣布,確診者的隔離及密切接觸者的檢疫減至五日,抵港者的快測也由七日減至五日,向復常又踏前一步。

而在前一天,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也公布了俗稱「新十條」的防疫措施,包括輕症和無症狀的感染者可以居家隔離;封控措施縮減至以樓棟、單元、樓層、住戶為單位;行政區域不再要求全員核酸檢測;除特殊場所外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證明、健康碼和行程碼;跨地區流動同樣「三不查」,而且不用落地檢。防控方案雖然維持在《第九版》,但「新十條」絕對是內地防疫政策接近三年以來的重大調整。

「新十條」大幅度放寬防疫措施,當然有輿論認為與日前的反封控示威有關。但內地民眾反對的正正是粗疏而不必要的限制措施,也就是指向了防疫政策的科學合理性。而正如我們曾經分析指出,隨着新冠病毒的演變、內地疫苗接種率的提高等,內地不是沒有條件放寬措施。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在周三記者會上便指出,內地個案多為無症狀和輕症感染者,重症和死亡比例下降,「目前的病毒更加『溫和』」,加上藥物研發、疫苗接種等因素,當局才決定推出這次的「新十條」。

病毒與社會已變 防疫不得不變

反過來說,如果當局仍然以病毒致病性強、疫苗接種率低的假設,以制定及執行防疫措施,那只是落後於形勢,無異於刻舟求劍。典出《呂氏春秋.慎大覽》的刻舟求劍,可謂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警惕。楚國渡江者劍掉進水裏,卻在船上刻記號,待船停之時才在記號位置下水打撈。「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放在今天的情境說,病毒以及社會條件已變,而若措施不變,防疫若此,不亦惑乎?

在《呂氏春秋.慎大覽》,緊接在刻舟求劍之前還有另一則故事。故事指出荊人欲攻打宋國,便派人先表記澭水的水位,以方便夜裏渡河。但他們沒為意澭水在表記之後大幅上漲,晚上竟仍「循表而夜涉」,結果多人溺斃。

世易時移宜變法 守法而弗變則悖

僅在一年之前,香港長期清零,接近與內地達成通關。其時當局採取應對零星個案的圍堵策略,惟變種病毒Omicron傳入本港,傳播力強,短短2月之內每日新增個案由100多宗升至3萬多宗水平。政府措手不及,用着舊的方法應付已經社區爆發、甚至走向失控的疫情,以致第五波期間醫療資源未能最有效地分配,大量長者染疫不治,成為香港人至今未能忘記的慘痛教訓。

〈察今〉透過刻舟求劍和表水涉澭兩個故事,指出「世易時移,變法宜矣」的道理。雖然它指出,「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但因時制宜這個道理不是空泛而論,而是寫給秦國統治者的治理之道。在表水涉澭的故事後,其指出「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在刻舟求劍之後又說「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皆不離開治國之法。

經濟社會問題 治理改革應對

既說是治理之道,那自然不只是防疫要循法以動、因時而化。就拿香港來說,七、八十年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或許曾經成就經濟起飛,但如今香港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發展中的殖民城市,環球競爭也遠較當年激烈,積極的產業政策推動經濟轉型,現在不也成了社會各界共識?在金融風暴和沙士夾擊之下,特區政府曾經全面暫停公營供應以穩定私人市場。即使當時或許有這樣扭曲操作的需要,但不到幾年之後樓市已經強力復甦,仍然任由發展商主導房屋供應,其實也無異於表水涉澭。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再以港鐵為例,過去一個月發生兩宗嚴重事故,「甩門」後又「甩卡」。顯然,二千年代兩鐵合併以及近廿年來鐵路網絡積極拓展,舊有政出多門的監管制度已經不合時宜。政府同意了在運輸及物流局轄下設立鐵路署,整合及升格監管部門。但若然再不加快實施,只怕也有如渡江者等得船定了才下水打撈,不亦惑乎?

〈察今〉被視為一篇法家文章,強調針對實際情況的管治手法,流露務實主義的思想。在某個程度上,這就跟鄧小平推進改革開放的理念相似。所謂「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也就是要摒棄教條主義,實事求是,針對實際需要而制定做法。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共睹,現在香港能否如政府官員所說實現由治及興,也取決於治港者能否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抑或只是刻舟求劍、表水涉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