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新冠時代的聯儲局今非昔比

本周一（22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提名聯儲局現任主席鮑威爾連任，而另一大熱人物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則擔任副主席。美國當下正面臨着高通脹及貨幣寬鬆後收水的難題，各界都期望能從聯儲局人選中猜度出美國未來貨幣政策改變的節奏——加息無可避免，但具體時間表卻可能對經濟有很大影響。

鮑威爾是共和黨人，而且在銀行監管政策上向來與民主黨經濟學家如耶倫等有分歧，他獲民主黨總統拜登提名連任，分析認為拜登想藉此強調聯儲局政策的獨立性，不受黨派政治影響。從過去的經驗可以看出，鮑威爾以至於過去多任聯儲局主席都並非所謂激進的現代貨幣理論者，在決定貨幣政策上向來是傾向於依據現實數據作判斷。

誰當主席也許沒有什麼分別

市場喜歡以「鷹派」和「鴿派」區分聯儲局政策。自新冠危機後，鮑威爾對通脹極為容忍，強調通脹終會回落，以及在收水問題上不斷表示「未到時候」，為他換來了「鴿派」的稱呼。然而，我們不應忘記，他2018年5月接替耶倫任聯儲局主席後，在短短一年多間便加息四次，而耶倫在2015年後試圖收緊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貨幣政策，三年間也才加息五次，當時市場普遍皆認為鮑威爾是加息「鷹派」。

這反映了以「鷹」「鴿」的標籤理解問題並非好方法。聯儲局不論作出任何決定，其目的都是要滿足兩個基本任務：控制通脹及達成最大就業。聯儲局個別官員對經濟理解也許會有一點個人立場，但當到決定貨幣政策時，終歸還是要回到這兩個基本任務。鮑威爾至今對通脹的忍讓及加息的耐心，主要來自於就業市場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並未完全向好。

所以不管聯儲局主席是不是鮑威爾也好，只要這兩個任務沒有基本變化，面對這幾年的經濟變化而推出的政策也不會相差太遠。

經濟過度依賴貨幣政策

2008年美國面對金融危機，幾乎就以放水強行挺過去，當時量寬所造成的多餘流動性至今仍未曾回收，而息率亦於2019年在2.75%見頂。在金融海嘯後，美國雖然對銀行業加強了一些規管（諷刺的是在特朗普時代又被放寬了），但幾乎並沒有具體改革經濟的方案。產業空洞化、生產效率低下（如鮑莫爾病）、成本上升、基建不足等問題幾乎都沒有解決。

2020年美國面對新冠危機，結果還是得與當年一樣依賴貨幣政策去挽救經濟，所不同的也許只是這次放水的速度比2008年還要來得快、來得多。但貨幣政策終非萬能，應對經濟危機和問題的能力有限。只是美元一直以來在國際市場享有壟斷地位，聯儲局才有着遠超一個國家央行的能力。

如果息率不斷下行，聯儲局連降息挽救經濟的能力將愈發收窄。而當放水引致通脹高企甚至滯脹，貨幣政策將陷入兩難。而且，美元信任度也因為放水過度及美國經濟實力下降而有所退減，最終削弱了聯儲局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因此，面對後新冠的美國經濟，聯儲局的重要性顯然不再如此那麼重要，而美國也難再依賴放水拖延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