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疫到社經政制　瑞典模式的啟示

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世界焦點一直放在疫症首先大規模爆發的中國、歐洲首個大規模爆發國家意大利、首相約翰遜染疫的英國、最多確診及死亡病例的美國，以及個案破百萬的印度、巴西、俄羅斯。不過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國家，為首先提出「群體免疫」論，主張溫和非強制的抗疫政策的瑞典。而於現時歐洲各國迎接新一波疫情之際，瑞典未見如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個案急升，亦令人重新思考瑞典以及瑞典模式的奧妙。

瑞典一直為外界所爭議的北歐國度，不論左派抑或右派，皆會認同瑞典比任何西方國家更接近實行社會主義，而其對移民的開放政策，亦令支持者及反對者用以同時作為其正面或反面教材。就連瑞典的性服務，以出售性服務行為為合法，但協助出售性服務或享用性服務者為非法的制度，亦為正反雙方經常引用的經典例子。在此全球疫情的大流行時，瑞典人拒絕禁足及封城，又不願強制戴口罩的別樹一格抗疫方式，亦為不同立場者所激讚或激彈。

戰後走出第三條路

不少人嘲笑瑞典政府「佛系抗疫」，又批評其無為而治令瑞典疫情之初的死亡率比北歐鄰國為高。然而於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專家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全權領導下，瑞典政府一直有向民眾教育及匯報疫情的最新資訊，亦呼籲國民保持社交距離，只不過大部份措施皆為自願性質，亦未有如其他國家般以德拉古式的嚴刑峻法限制國民的人身自由。此跟瑞典文化中的自律及從眾主義，國民服膺於社會內不成文的規章制度不無關係。

縱使文化及思想上長期處於德國的勢力範圍，瑞典於兩次大戰中保持中立使其倖免於與英美為敵及戰敗，亦令其避過了納粹主義及共產主義一劫，戰後建立出一條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外的第三條路。於數十年社會民主主義滋養下，瑞典成為和平、富裕、民主、開放的文明象徵。不過瑞典人追求完全平等的執迷，亦一直受到傳統主義者的挑戰，其既生產出氣候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此類社運標誌，同時間其右翼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卻在大選中屢有進賬。

通貝里所代表的是往後數代所面對極端氣候頻繁、冰川融化、水位上升的末世地球想像，而右翼亦是代表着耶教文明被沖淡、自由社會將被伊斯蘭化並實行沙里亞教法的西方末世想像。而不論兩者何者屬實，瑞典傳統中的自律及從眾主義，亦使其一直不懈的推動其所認為的責任。而此亦見於疫情爆發以來政府的抗疫政策，瑞典雖然是數一數二的個人主義國家，然而其文化中的從眾責任，亦令其毋須強制向國民施加任何嚴刑峻法。

瑞典社會互相信任

於長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下，瑞典社會早已建立一套信任系統，少有納稅者擔心社會福制遭人濫用，而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提供的公共服務，亦一視同仁供給予所有國民。在此基礎上，瑞典人擁有首屈一指的教育水平，其勞工保障及安全網亦令之免受其他西方國家般的巨大經濟衝撃。政府亦相信科學及專業，由泰格內爾等專家全盤接手，而且仍繼續廣開言路，如享負盛名的卡羅琳醫學院多名科學家便聯署狠批泰格內爾抗疫手法，各方於陽光之下公開自由辯論。

世界各國的不同抗疫政策難言何者較優，但當泰格內爾提出封城禁足導致的經濟下行，皆對國民的健康有長期風險後，各國面對新一波疫情來襲，亦未有如當初般貿然採取嚴厲的禁足封城措施。要知道疫情不斷反覆，要不停施加強制令不利經濟復蘇的步伐、限制人身自由亦非長久辦法。或許利用社會民主主義制度上的信任系統及從眾主義，能更於人道及抗疫間取得平衡。當人們在爭論未來屬於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時，我們在瑞典模式身上又會否得到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