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不合時的辭世　美國或掀另一波文化戰爭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上周五（18日）辭世，旋即引起一場政治風暴。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率先表態，稱會在11月3日大選前提名新法官，總統特朗普亦指會在周五（25日）或周六（26日）提名新法官。部份民主黨人則反駁共和黨人曾於2016年大選前夕以臨近換屆為由，拒絕提名奧巴馬的大法官人選，直斥共和黨人雙重標準，甚至揚言將會擴大法院以作反制。雙方更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自由、保守兩派選民急速歸邊，整場大選情勢急劇轉變。一名87歲老人之死，竟然引起一場被雙方視為共和體制生死存亡的危機，足見現今美國政治確實出現重大問題。

根據《美國憲法》第二條，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咨詢並同意，《1869年司法法案》則確認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大法官組成。本來類似的行政機關提名、立法機關確認的法官任命過程，美國立國起一直運行至今，亦影響多國政體，亦未見如美國近年出現的重大爭議。事實上長久以來，法官提名人選亦大多數受參議院大比數通過，不過近年大法官如阿利托（Samuel Alito）、戈薩奇（Neil Gorsuch）、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共和、民主兩黨就任命人選互不相讓，令法官人選往往僅以些微票差通過任命的情況成為新常態，此明顯跟美國政治日趨兩極密不可分。

政客只操弄身份政治

1960年代美國的嬉皮士文化及反戰運動，惹來1970年代保守浪潮的反撲。文化議題漸次成為兩黨政治議程之一，自由派高舉女權、同志平權、墮胎權、反槍權等，保守派則反其道而行，成為近數十年塑造美國兩派的文化戰爭，以及自由、保守兩派身份政治的根源。如金斯伯格於1993年被克林頓委任入最高法院時，便得到參議院96比3的大比數支持，而其當時亦被視為溫和派，並未有太大黨派之分。然而其任內處理不少文化議題，如於兩性及墮胎等問題上的鮮明主張，以及其經常在裁決中提出異議亦令之成為自由派擁戴的偶像，而反對者則批評其為社運法官，此正反映出最高法院日益政治化的問題。

近年民主、共和兩黨日益同質，雙方皆行小政府大市場，對內親商，對外鷹派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更令文化議題成為惟一區分兩黨的政見之別，如此更令國內文化戰爭愈演愈烈，兩派涇渭分明，而國會將槍權、墮胎等議題轉嫁法院，更令最高法院的控制權跟美國人身份認同捆綁，雙方選民皆視之為共和存亡的關鍵。法院捲入文化戰爭，法官任命成為熾熱的政治角力場，自然不能避免。近年共和黨票倉逐漸遞減，更促使其大打文化牌，麥康奈爾雖為全國最低民望的國會議員之一，但只要向肯塔基州選民說明要保住最高法院控制權，仍可迫使保守選民歸邊，如此政客可無視政策或政綱，單單訴諸身份政治便可永續連任。

然而法院捲入文化戰爭，令國民視之為黨爭的體現或工具，自然大幅削弱法院的認受性，令其失去中立超然的地位，長遠而言勢必損害國人對體制的信心，危害美國民主的穩定。因此社會亦曾提出過不少改革建議，如廢除最高法院法官的終身制，以30年為年期，令每屆總統都有機會輪流任命同等數量的法官。不過最高法院的問題癥結仍在於兩黨政客長期收受商界及游說團體大量利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者把持的權力，對民生問題甚少關顧，相反熱衷操弄身份政治，酣於文化戰爭作為選舉工具。其亦從未於在國會認真解決墮胎、槍權等棘手議題，將之推卸給法庭裁決，把法院扯進他們的政治渾水。

社會走兩極　司法成磨心

如此情況亦見於近年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其施政失當而導致的民怨時，往往毫無魄力或能力為沉積多年的社會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對症下藥。部份建制派愈見「深藍」，只鼓吹以強力鎮壓及嚴刑峻法將示威者送上法庭，無疑是忽視社會結構問題；「深黃」亦只顧身份政治，甚至高舉不切實際的獨立主張。在如此社會兩極情況下，不論法庭裁決向何方傾斜，勢必會惹來另一方指其偏袒對方的質疑。如此「藍官」、「黃官」的標籤自然不能避免，亦勢必削弱法院的威信及中立形象，長遠對於香港法治來說必然造成打撃。香港或步上美國法院捲入政治鬥爭的後塵，若各方未能及時覺悟此乃死胡同，令人不得不憂心港人對香港政治體制的信心危機。

本來美國在年中出現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種族矛盾已經異常高漲，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令階級的差異更為顯著，又有疫情反映的世代之爭、大選選舉人票突顯的地域之爭等，皆已令本屆的大選氣氛極為緊張。如今金斯伯格極不合時的辭世，更為躁動的民情火上加油，重燃起國內自由、保守兩派的文化戰爭，在大選進入最後倒數階段時兩派選民更加對立。究竟在11月3日之後，美利堅合眾國再能否「合眾」？而國家面臨危機之際，美國人又能否再次發揮自我糾錯的視野及能力？此將考驗美國人的智慧，以及其立國近兩個半世紀的民主體制，最終能否戰勝不受制約的資本主義所滋生的金權複合霸權。